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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矿山路——井下生活(四)
在矿山开始了与学校和城市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我工作的单位几经变化。开始，我与罗汉钊、张连发、王新民、廖柱良、卢汉平（波骨，又称“臭肉”）、张国威（十八来）陈国强（疤强）、崔志坚（雷公）、黎启禹（泥鬼）、雷继旺（老鼠）、李承祖等人分配到赖杏芳小组，主要负责扒碴（矿石），有的人学打凿岩机。不久按照全国学习解放军的要求，成立了连队，经过一两年，又改为工区。基层领导开始叫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后来喊工区长、副工区长和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在分连队时，我被安排到二连，他们基本都在一连，后来个别人如王新民调到四连当小道工，廖柱良调到工村总矿调度科，“波骨”调到工村机械厂。
其中“波骨”也是我七中校友。为何又叫“臭肉”，这里有个典故。这个典故我是从《市井深深》网站中下载的，为“小牛鬼”提供：
当年波骨在中山医屋顶跨电线不慎跌跤，腿部被电线短路烧到直冒烟，好在何树森及时赶到用木教练枪挑开救他一命。当时伤口被电烧到的肉发臭，所以就多了个“臭肉”的美名啦。
矿山的上下班真的与众不同，来到矿山的次日早晨6点钟，天还很黑，在睡梦中的我听见令人揪心的警报鸣笛声，吓得我们这批新工人从床上跳了起来。当时头脑闪出空袭的念头，因为在广州一旦响起这种声音，预示空袭，就应该找地方钻才对。接而我脑海里跳出电影《燎原》中煤矿的凄厉警报声，那是因为煤矿井下发生了矿难事故才响的。我们想，不会是我们矿山里发生矿难吧？在惊恐之余，才听说这是起床、休息和上下班用的，矿区大，只有这种声音才足以告知人们，习惯了就没事了。
采矿区离我们候车的地方有二公里多的路程。我们先得坐上电瓶车，穿过足有一公里的运输巷道，进入标高131的地方，然后到各自工作的地方。当时锦潭矿还没有向下的竖井，所采的矿石是在131标高以上的山体内。每一层的巷道是以标高来命名的，如131、137、143、181、189、236巷道等等。当时我在赖杏芳小组，是在131标高处打巷道，就是为后来建盲竖井采131标高以下的硫铁矿石的。
第一天下井，全副武装：头戴柳条藤帽，工作服外面穿上雨衣雨裤，脚上穿着长筒水靴，两手戴着帆布手套，脸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这样一来，我们谁都认不出谁了。
我们进入工作面，正遇上工人师傅用凿岩机打炮眼，见我们到来，只是跟我们打了个手势，算是表示欢迎。凿岩机开动时，整个巷道就像万炮齐鸣，根本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怪不得师傅只是对我们打手势了。炮眼打完了，轮到炮工师傅装炸药和点炮了。使用的TNT粉状硝铵炸药，是在地面炸药库里加工的，工人师傅先将粉状的炸药加工装成一筒筒炸药。炮工师傅上班前先到炸药库领取炸药和雷管、导火索，后带到掌子面（工作面），按照引爆顺序将导火索切成不同的长度，套在雷管上插入炸药中，然后按顺序点着导火索后，撤离现场等候爆破。当时我们看着炮工师傅点着导火索时，导火索上的烟嘘嘘地往外喷，霎时间浓烟弥漫了整个掌子面。看到这状况，我们直叫喊，还不赶快撤？否则来不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一伙新工人都纷纷往巷道外跑了出去！等了一阵子，炮工师傅才肩挑着剩余的炸药、工具等慢悠悠地从烟雾中显露在我们的眼前。炮工师傅笑着说，小伙子，你们慌什么？每条导火索长度都可以计算出时间的，从点着每一条导火索到炸药爆炸是有足够时间退出掌子面到达安全的地方的。师傅说完没多久，掌子面传来阵阵的爆炸声。经验丰富的矿工，还可以从炮声中听得出那个炮炸得好，有没有哑炮等等。
如果没发现和处理好哑炮，分分钟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樟坑分矿建盲竖井，这个竖井建好后比锦潭矿的竖井深得多。1977年7月23日，掘进竖井爆破后，矿工们下井作业扒碴，没想到，就发生了残炮哑炮的爆炸，当场炸死一人，听说是个副工区长，伤了好几个人。因此，爆破以后，处理好哑炮的事情马虎不得。
爆破完后，首先必须要开动送风机和抽风机，将新鲜空气送进掌子面，将爆破后的炮烟和粉尘等抽出来。然后，组织工人手拿三角扒、土箕，推着矿斗车进掌子面去“扒碴”。“扒碴”我们叫“揸7”，三角扒与锄头倒过来竖起来，不就是一个7字吗？扒碴就是用气力将矿石装上矿斗车，再推到卸装矿石的格筛漏斗处将矿石倒下去，再经格筛工将大块的矿石用十六磅或者十八磅铁锤硬是把大块的矿石打到能通过格筛落下储矿的漏斗里。但我们所在的131巷道是掘进到指定地点后打竖井的，所以，巷道掌子面都是花岗岩石头，硫铁矿石比重大，这些花岗岩石比起硫铁矿石来说轻得多了。我们装一土箕硫铁矿石，足有七八十斤重，一般是一手提一土箕矿石，两手共提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土箕同时甩上矿斗车里。
井下打凿岩机、扒碴、支柱等活，都是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的重活，我都干过。如果说，在扒碴期间别人在挥汗干活，你却停下来拿着三角扒站着休息，那人家就会说你偷懒。久而久之，人们想了办法——抽烟，而且是抽“棺材钉”。因为，原包的香烟像什么“大前门”、“白雀”、“家家乐”啊，价钱贵，不要说“红双喜”了。更多的人是抽“棺材钉”，所谓“棺材钉”，就是事先把烟叶切好成烟丝，然后用烟纸，把烟丝卷起来，其外形是三角圆锥体，与“棺材钉”相似，故称“棺材钉”。抽“棺材钉”，花的时间更多，“偷懒”时间可更长些。所以，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偷懒，就打着“抽烟”的旗号。很快，不少知青学会了抽烟，到现在退休了也没戒掉。
这天下来，我回到宿舍，两只耳朵嗡嗡轰鸣，听别人说话都非常困难，两只手臂酸痛酸痛，身架子就像散了似的，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动了。
杨之光《矿山新兵》 中国画
井下作业，不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也是处处危险四伏、暗藏杀机的场所。1973年，我们到韶关市文化馆看美术展览，其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杨之光创作的中国画《矿山新兵》，，把我和彭柏祥都吸引住。这个作品是作者在1971年到肇庆马鞍煤矿体验生活时创作出来的。我们听说，“新兵”的原型原是该矿一矿工的家属，新婚不久其夫在一次矿难事故中遇难。她抹干眼泪，向矿党委表示，要接过丈夫的矿灯，继承丈夫的事业，完成丈夫未竟的心愿。矿党委便批准了她加人矿山新兵的行列，她的英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后来，马鞍煤矿组建了一支由28名女青年的女矿工连，并扬名全省矿山行业。杨教授深入生活，创作出《矿山新兵》的作品。当时我们还了解到，作品中的女矿工“新兵”的“新”，表现在几个细节：屋里的斗笠和主人公的工作服里露出的红色格子衣服，说明她是从农村来的新工人；工作服的袖扣还没有扣上，也说明她是一个新兵，还没有熟悉工人的习惯。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在这里用这个作品，是从一个侧面说明矿山井下作业比井上作业的风险性要大得多。直言之，潮湿昏暗的矿井潜伏着危险，而危险总是相伴着井下作业的矿工。
从安全角度说，硫铁矿比煤矿好得多了。我没有去过当时的岭南煤矿、梅田矿务局、红工矿务局之类的国有大型煤矿，据说煤矿矿工下井时靠头戴安全帽上的矿灯来照明。井下煤层松软，需要架设支架，还不时有瓦斯爆炸、穿水隆等危险发生。尽管当时对安全生产是高度重视的，“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深入人心，但每年矿难仍有发生，听说有的煤矿还常备杉木棺材以应急需。硫铁矿好一些，进去的巷道一般是花岗岩，不需用木头支架撑着。到达矿体，巷道是跟着矿脉走，所以巷道都是弯弯曲曲的。硫铁矿石也比较硬，没有瓦斯之类的易燃易爆气体，所以，运输巷道和直到掌子面的巷道，都挂有低压的电线，有40W或60W的灯泡来照明，可以让这个终日不见阳光和月亮，不知时间变化的矿井有了光明。掌子面和空气较差的巷道，都有送风和抽风的鼓风机。矿山领导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每周三晚上都是职工安全学习日。每天上班，班组负责人都必强调安全事宜。凡进入掌子面，除了必须先开鼓风机外，作业前还必须用铁笔之类的工具处理掌子面的顶部和两侧的松动岩石或矿石，叫“敲帮问顶”，确定安全了才开始作业。矿井很潮湿，粉尘浓。一天下来，工作服都湿透了，满脸黑黑，脏兮兮的，口罩里层留下两个鼻孔呼吸黑黑的圆圆的粉尘印记。所以，风湿病、矽肺病是矿山工人的常见职业病。我们戏称自己是“穿山甲”，专门是钻地洞的。我们在井上生活区的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活像个才子佳人中的“相公”，在井下劳作一天出来，简直就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包公”。
矿山尽管对安全高度重视，但事故还是避免不了发生，小的工伤事故屡见不鲜，重大事故偶尔发生，但那绝对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这里列举后几年的几起矿难事故吧。1973年2月10日，春节刚过，我从广州坐到长沙的慢车回到冬瓜铺下车后，看见“长人”张佳麟也从广州回矿。“长人”是他的花名，因个子高而得名。他毕业于广州市第21中学，我与他并不是同一个连队。刚开始，他是打机工，先打75斤重的凿岩机，后改打90斤的凿岩机，再后来，表现好，调到生产股当测量工。他工作很负责任，也是个文艺爱好者。记得矿里的宣传队排练演出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片段，他扮演参谋长少剑波，唱的那一段“溯风吹，林涛吼……”还蛮有板有眼的。
我们一起同行在傍晚回到工村，吃完晚饭，听说要等到半夜才有小火车进锦潭。当时我已在锦潭矿政工股负责宣传工作，跟工村招待所的阿姨熟，硬是不给住宿费就找了床铺过夜，等第二天早上才回锦潭。而“长人”当时在生产股当测量工，负责量度掘进进度。他说明天一早要下井上班。就这样，我们分了手，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的诀别。其实“长人”当晚回到宿舍，宿舍里也没几个人，第二天一大早他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就上班，所以也没有谁注意到他下井了。我是在次日早上九点钟左右回到锦潭并上班。晚上在矿部露天院子里放电影，当晚天气很冷，大概晚上七点钟左右，突然矿山的警报笛声长时间鸣着，我觉得不妙，觉得一定是井下发生事故了。我马上离开电影场，跑到医务所。那时已经挤满了人群，一打听，是生产股三个人出了事！一个是股长邝富良、技术员李德云和“长人”，他们已经从井下143巷道送回医务所，不久工村职工医院和河头部队医院的军医也赶到医务所参与抢救，但回天乏力。“143”真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1次死3个”。在这里，我仅把《安全管理网》一则消息全录如下：
广东英德硫铁矿一氧化碳中毒
一、事故概况及经过
1973年2月11日8时30分，广东省英德硫铁矿锦潭分矿131中段5号矿柱143北帮平巷因井下通风不良致3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11日7时35分，该分矿一名炮眼验收工去143独头平巷检查炮眼时，因一氧化碳浓度过高而中毒窒息。一名测量工和生产股长听到呼救声赶去抢救时，也中毒了。分矿于17时55分发现人失踪，立即派人寻找，直至19时左右才发现人均己中毒昏倒在143巷道内，因3人中毒窒息时间太长，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二、事故原因分析
1． 有关领导违反化工部颁发的有关规定，该矿131中段5号矿柱143平巷的西面、东面和顶部在1972年10月份大爆破时被充填料封住，仅有一口直径1．2米的行人井和137平巷相通。137平巷只有6米，东、南、西三面都是采空区，已被黄土、坑木、石头的充填，也只有一行人井与131平巷相连。致使131和137平巷的炮烟部分聚集在143独头平巷。事故发生后，虽经过抢救时通风处理，但在2月15日进行测定时，一氧化碳浓度仍高达为1112．5毫克／立方米，比《化学矿山安全规程》中的规定高出37．08倍。
2．炮眼验收工违反化工部颁发的有关规定，单独进入143巷道炮眼。两名抢救人员也违反有关规定，未佩戴防护面具，便进入143平巷进行抢救，以致扩大事故。
3．有关领导违反化工部颁发的有关规定，在1月30日前曾发生过2名风钻工中毒事故。2月3日有人到该巷检查对，有不适感。2月4日下午，有人想去该巷，在还未上到该巷标高时便有头痛、头晕感。但均未引起有关领导的足够重视，也未对上述事故和现象加以调查、分析，而导致了2月11日事故的发生。
三、防止同类事故的措施
1．配备专人负责通风，测尘及有毒气体，测定时数据及时公布。
2．停止作业地点及危险区应挂警告牌或封闭。
3．进入独头巷道和通风不良地点时，要先进行通风。
4．组织作业人员学习尘毒有害气体的性质、危害、中毒症状以及防护、抢救方法。
据了解，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气体，进入人体内能迅速与人体红血细胞结合。一氧化碳中毒后，人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四肢无力。听抢救人员说，在现场，发现三人都有向井口方向爬行的动作。这次事故，是我到矿山后的第一次重大事故！矿里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们政工股的同事一起扎花圈，矿里组织工人到十三公里半的坟地里挖棺材坑。领导指派我写悼词，后来我也参与抬棺材和到到坟地参与掩埋等等。至今，他们三人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1978年5月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广州上大学后，矿山也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一起是刚到矿与我同是赖杏芳小组的李承祖，他是凿岩机工。一天午饭后与另外2人一起进到掌子面，可能疏忽了“敲帮问顶”，还是他的运气不好，他们还没有开始作业，只是站在掌子面抽烟，正当此时，李承祖站的位置头顶上的矿层冒顶，一块200多公斤重的硫铁矿石如“泰山压顶”般直压头顶而下，可怜的小李当场毙命。小李与“长人”都是家里的独男，家里的悲痛可想而知了。这事还是矿里的好友来信告知我的。
1982年5月3日，锦潭河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在短暂瞬间，河水迅速猛涨，高出131平巷，山洪如同猛兽瞬间将井口的压缩机房、井下食堂连厂房带设备卷入河中。山洪倒灌竖井，将大量的树木、石块、杂草、泥沙冲入矿井，矿斗车象叠罗汉一样一辆一辆叠在一起，造成了重大的淹井事故，夺走了三位矿工年轻宝贵的生命，场面令人惨不忍睹。远在二公里外的矿区生活区一带，也未能幸免。山洪咆哮，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将矿区通往外界的公路和铁路桥梁全都冲垮了，就连锦潭车站旁的木材站一幢平房也冲去了一半。后来，矿里花了好几个月才恢复生产。这一年1月，我刚好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工作。
一次，我在井下工作，左手戴着潮湿手套，无名手指不少心被夹在漏斗木板与矿斗车铁面上，“十指连心”啊，疼得我哇哇直叫。更令我无法忘怀的是在198巷道格筛旁的一个漏斗，我站在矿斗车轮子上面的踏板上，用沉重的铁笔往储矿的漏斗里撬矿石，突然，插进矿石的铁笔一滑，我没站稳，脚一滑，人从矿斗车上滑下来，身体往后跌，靠心脏位置的左背部狠狠地顶撞到格筛边的五公分厚板的角尖上。当时我疼得几乎眼泪都掉下来，出不了声。我坐在格筛边休息的地方，可能年轻，疼痛很快逐渐消失，我恢复了龙精虎猛的样子，继续放漏斗了。下班后我也没有去医务所看医生，这就成了我的隐患和顽疾，几十年后，患部不时隐隐作疼。在2003年，我觉得难受，就到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看病，医生在我患部扎了梅花针，然后拔火罐，从我的患部里吸出了一大罐淤血，令我大吃一惊，瞠目结舌，也令我刻骨铭心！
虽然说当时英德硫铁矿也不时发生矿难，但相对当今的中国矿难来说，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采矿业在全世界都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矿难的发生，因为这很有可能有天灾的成份，但是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矿难都是人祸，所以未来在减少矿难，治理矿难的路上必须继续在监管方面下工夫，因为中国的矿难多到实在让我们的情感和生命难以承受了。
君不见，2005年8月7日，梅州市兴宁大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1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造成35人死亡。2010年3月28日山西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在建矿井发生透水事故，共造成38人遇难。2010年12月7日，河南渑池煤矿瓦斯爆炸致26人死亡，无良矿方还藏匿遗体瞒报死亡人数。等等。
据2005年8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兴宁矿难揭开广东首例国有大型煤矿破产转制谜局》，文章指出：
近两年，全国各地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矿难就有188起，平均每7．4天就一起。矿难屡禁不止，伤亡触目惊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这与当年国有煤矿严格的制度管理分不开。
所以，尽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强调带班的主体是矿级领导。在过去不成问题的事情在当今却成为大的问题。现在的干部，作风之差，甚至恶劣，不到生产现场，却拿着比生产工人不知高多少倍的工资，而又不顾生产工人的死活，这到底是什么干部呢？
锦潭矿印玉龙书记、主任（左）在井下
英德硫铁矿的管理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很多都是南下转业军队干部。来到矿山，他们保持着部队的优良作风，身先士卒。我很佩服当时锦潭矿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后来提拔为英德硫铁矿的矿长和党委书记印玉龙，他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工作亲力亲为。只要不出差和外出开会，他都保证每天下井到生产第一线，了解和掌握情况。还有原先是小组长，后来提拔为连长，再后来升为分矿副主任（副矿长）的赖杏芳，他身兼数职，开会学习的时间也较多，但他每次开会回来，汗水还来不及擦干，背包一放，就下井到生产第一线去了。在他的身上，闪耀着以身作则，“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良好品质。那像当今的干部，还要国务院发文要求下井带班？分矿的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保持着良好的革命传统。我曾经在1977年7月，写过一首诗，表达我对老干部的敬慕之情。在1977年底全国恢复高考，我在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里，也选用了干部在井下大打矿山之仗的素材。
现把诗歌《党委书记》抄录如下，这个党委书记当然是个群体的形象：
家里锁不住他的身影，
办公室他没有停留几分钟。
咱们的党委书记啊，
日夜奋战在矿井中。
顶住“四人帮”的妖风，
把“唯生产力论”埋进坟冢。
如今啊，爬过雪山的双脚，
又跟随华主席开始新长征。
哪条巷道，没有印下他的迹踪？
哪张捷报，没有他的汗珠辉映？
只看他，年近花甲发斑白，
老英雄不减当年勇：
紧握风钻，恰似腊子口上打冲锋，
挥舞钢钎，如同跃马南京缚“苍龙”。
汗水啊，和大伙流在一块，
脉搏啊，和大伙一齐跳动。
大伙齐唤书记歇一歇，
书记微笑心长语重：
“大干快上的战鼓擂不停，
干革命，只恨一天时间短……”
啊，字字句句像东风，
吹得大伙心潮涌。
你追我赶劲更足，
超产的红箭直窜新高峰。
书记多像一只领头的雁，
多少人跟着展翅飞行。
满腔学大庆的情怀啊，
浇出“四个现代化”的灿烂美景。
当年，国家对在井下作业的工人，除了按工资级别给予10%的下井费外，还按岗位给予不同的保健费补贴。如凿岩机工、炮工是甲等，一天补3角；格筛工、扒渣工是乙等，每天2角5分；其他如小道工、卷扬机工等辅助工种属丙等，每天2角。在矿山工作2年可以定为二级工，每月42.82元；满三年井下作业可以定三级工，每月49.27元。英德硫铁矿虽是省属国企，是重工业，但英德县属韶关地区管辖，是六类地区，工人每级工资均比广州地区（十类）低好几块钱。广州同类企业如广州钢铁厂三级工工资为54.16元。下井作业加上补贴，每月的收入可到五六十元左右，在当时的收入来说还算可以的。在1970年左右，我省吃俭用，花了半年左右的工资（大约240多到250元），到中山四路靠近北京路的李占记钟表店买了一只瑞士产的CERTINA(雪铁纳)17钻手表，这可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件奢侈品啊！另外，下井每月粮食供应定量为45斤大米，一般说是吃不完的，真正“岁晏有余粮”，还可以带点粮票回家。别看这粮票，除了满足自身和家人的肚子外，粮票还可以换点需要的东西。比如，1982年小孩诞生前，我的爱人在广州就用了50斤粮票换了一个直径70公分的塑料盆给小孩洗澡和洗被单衣服等。后来有洗衣机了，盆才另作它用，这个盆用了近30年直到2010年才因老化裂开了。在矿山下井作业除了每月每人定量半斤油和猪肉供应外，还要保健肉（猪肉）、保健油（食油）、保健糖等供应，但这个往往是落空的。因为保健肉和保健油是由地方政府供应的，但英德经济太落后了，当时“四人帮”又在大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宣扬什么“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所以物质匮乏，导致所谓保健食品经常成为空头支票。
锦潭矿区共有5个连队（工区）、一个机关，每个连队（工区）一个饭堂，四工区与机关共一个饭堂。饭堂的炊事员一些是外省籍的工人，一些是本省客家地区如龙川、紫金、兴宁、河源、英德、南海等县复原退伍兵，还有一些是在我们到锦潭以后才进矿的清远、英德、工村中学、英德茶场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以及省公安厅等在英德五七干校职工的子女，也有从广州到南海县插队后再招工来的广州知青等。饭堂当时制作馒头等面制食品的面粉是很黑的，用面种发酵制作馒头和包子。但经常面种发酵不好，加上食用碱下得不当和面粉质量差，做出来的馒头又小又硬，还带酸味，我们称作“砸死狗”。米饭都是三级米，粗糙、有时夹生、有时煮糊，难入口。肉食供应短缺，肚里“油水”少。饭堂也养猪，但存栏数少，供不应求。我记得当时的《参考消息》登载过一条消息，说苏联肉食短缺，政府倡导苏联人民每月少吃一天肉，定为“无肉日”。我们看了无限感慨，感到很不是滋味，我们希望的是“有肉日”。每当我们听见从饭堂传来猪被宰杀挣扎的声音时，我们除了无比高兴外，还自嘲说，今天是我们的“有肉日”！虽然矿山也开展工业学大庆，也象大庆一样亦工亦农，组织了家属队由行政股直接领导，养猪种菜种水稻，但不知什么原因，效果并不理想。矿里经常要派人到英德、花县（现在的花都）等地采购蔬菜，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找不到什么青菜，我们唯有靠从广州带来的“红烧肉、白切鸡、发梦菜”（南乳、腐乳、大头菜）等度日，或者经常就是吃单一的菜品种，比如饭堂有一款被我们戏称为保留菜色叫“冬瓜鱿鱼猪肉”！。别以为是一款不错的高级海鲜猪肉菜色，其实只是与“冬瓜犹如猪肉”相谐音，说白了就是净冬瓜，有时还带有酸味！这个菜色餐餐吃，天天吃，你受得了吗？
繁重的重体力劳动日复一如，年复一年；索然无味的饭菜餐复一餐，度日如年。加上远离父母家庭，每天“生活三部曲”——宿舍、饭堂、掌子面，单调枯燥的生活缠绕于身，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不，青年工人思想开始骚动。不知道是谁，在图书馆不多的书籍的一本的背面，赫然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抬头望见八宝山，
低头看见大河滩（注：指锦潭河），
喝的是“矿湖水”，
吃的是粗米饭，
长期下去怎么办？
这首诗至今寻不到作者，但肯定是我们广州这批知青写的。从这首打油诗可见广州知青思想一斑。思想波动，矿山的艰苦生活和危险繁重体力劳动引起知青们对前途的忧虑，对长期在矿山工作缺乏信心。接二连三广州知青中有人借探亲假期回广州后以种种理由拖迟返矿，有人千方百计调离井下工种，到别的单位如矿机厂、总矿车队等等这些远离井下作业的地方，有的“走后门”调回广州，或其他离广州近点的单位；有的知青甚至铤而走险“督卒”（偷渡香港等）。那是后话。
大概在1970年底，连队（工区）领导看到我这个知识青年还是有点知识和能力，毕竟我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尽管“文革”时才读到高二级，高三还没机会读。就把我调到连队（工区）办公室当文书，主要工作是负责办公室所有的事务，还负责连队宣传栏的出版，每个月还要计算本连队（工区）人员的工资等等。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洗脚上田”。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下井的，因为除了多可以拿点生活补贴外，当时还号召学习肇庆煤矿干部“三三一工作制”的先进经验，即每周三天地面工作，三天井下工作，一天休息。正因这样做，才为我在三年以后，即1973年定三级工创造了条件，否则别人都是三级工，我只能拿二级工的工资了。
(作者注：本章节中的矿山生产照片均来自《英硫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