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矿山路——北上列车（二）

北上列车

　　1968年12月26日，早上下了一阵大雨，雨停后，天空铅灰色，没有阳光，寒气逼人。这一天，位于红云路（后复名白云路）的广州广九火车站来了一批不寻常的广州知识青年，总共有220人左右，其中女知青40人，男知青180多人，分别来自广州的东片、西片和郊片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所谓“老三届”，是后来人们对66、67、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统称。我是其中一份子，就读于东片的广州市第七中学。和我一起上路的有18位七中校友，占了这批男知青的十分之一。220名知青，分别由所在学校的工宣队员带领着来到火车站，这批知青，不是前往海南岛兵团、湛江农场，也不是广阔天地——农村，而是由英德硫铁矿招工人员带领前往粤北矿山。

　　我们坐的是广州至长沙的慢车，上午九时左右，列车缓缓离开广九站，一直往北驶去。东华东路口、东山口、梅花村、动物园、淘金坑、流花桥等等熟悉的地方忽闪后去。一路上，我深情的望着远去的广州，浮想联翩。

　　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坐上北去的列车，其中2次是上北京。第一次是在1966年11月下旬，当时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了，不少学生已经北上外出串连、周游列国。毛主席在当年8月18日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开始，一连8次接见红卫兵。我与同班的郑洁民，从学校革委会开了张证明，就跑到广九火车站坐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塞满的都是北上串连的红卫兵，人挤人，连位置都没有，有的人甚至钻进座椅底下。火车经过2天1夜，在半夜时分到达了北京，出站后，上了接待的大巴，被拉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一看，看台上黑压压挤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一打听，要先在这里集中等候安排住宿的地方，有的人已在这里呆了几天还轮不上安排。天啊！天气这么寒冷，还不把我们这两个“小老广”冻成冰棍？见到有车来接被安排的红卫兵，我们灵机一动，就不管三七二十，冲过去挤上了车。我俩捷足先登，被安排在新街口西直门附近一个胡同的民房住宿。就这样，我们成了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北京期间，我们吃住行都不用花钱。11月24日，我们被通知，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25日半夜三、四点钟左右，我们被派驻在胡同的解放军喊醒，匆匆吃了早餐和领取了午餐（馒头和咸菜），只允许携带书包和军用水壶，不准带小刀之类的金属利器，然后上了解放牌军用汽车出发了。我们被安排在紧挨天安门的东侧长安街马路边，我个子算高一点，排列在纵队的最后。天气很冷，据说，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太阳出来后，温度升高，身体暖和一点。我们在长安街一直坐等到下午三点整，广播里响起了雄壮的《东方红》乐曲，长安街沸腾了！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一下子，站在纵队后面的人都往前挤，前面个子小的就惨了。最前排的解放军手挽手地顶着，不让队伍往马路上挤。很快，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乘坐着北京吉普，快速通过长安街。可真幸运，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26日还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这两天接见红卫兵合起来算第八次。在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

　　第二次坐上北去列车是在1967年9月间。当时整个中国被“四人帮”的“文攻武卫”搅得一团糟。广州两大派也在搞武斗，抢了部队的枪，当时最著名的是“西村水厂”和广九火车站的流血武斗。我们觉得没啥意思，不知是谁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很多人可以不买票在流花桥上火车到北京，当时叫“冲火车”。厌倦了广州的派性，C君、H君和在中医学院读大学的哥哥、Z君、S君、我等一行，相约好跑到流花桥上了车。列车里，有票的和无票的都挤在一起。火车启动了，到北站又停下来。接着有两个带着红袖章的铁路员工，戴着的草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见不到脸庞。从车厢过道边走边喊：“查票了！查票了！”从这个门上，那个门下，十分完美地完成了一次例行检查。火车离开北站后，风驰电掣地向北京方向奔去。第二天傍晚，列车到达保定车站。因为临近国庆节，严控进京人员，保定站的查票非常严格，无票者一律赶下车。无奈，我们一行被赶下车，同被赶下车的还有华南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现在的育才中学）的一行同学。两拨人马被送进保定一所中专学校，接收教育，然后送回广州。没想到，华实的同学真有办法，他们不但做通了看守我们的该校红卫兵的工作，而且，该校红卫兵还给我们出了主意，叫我们沿铁路往北走，到前面一个小站，购几元钱车票坐慢车就大可大摇大摆地进北京了。于是，我们两拨人马，集好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离开中专学校的大门。然后，我们在街上买碗面条作晚餐。这里的面条好吃，又大碗。在保定，我第一次看见当地人吃生枣。在漯河站，我还第一次看见当地人津津有味地像吃甘蔗那样啃玉米高粱杆，吃像灯笼样子的茄子，令我大开眼界。

　　到北京后，先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部分同学安排在学院的琴房里住，但不够，我和Z君等人被安排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实验室里，这是S君的亲戚安排的。这次到北京，不像1966年那次啊，虽然住的地方解决了，但吃、行、玩，都得花自己的钱啊。这次到北京，我们也争取时间到处玩，颐和园、景山公园等等，都去了。但手上费用捉襟见肘。虽然能省则省，但钱没有多少，只得靠家里汇来。在等汇款期间，我与Z君两人，真是度日如年，无聊至极，只好在实验室的地板上，画了一个棋盘，用纸片画上棋子下棋度日。这心情，犹如陶渊明穷困潦倒之时写下的诗句描述那样：“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这种“度日如年”的心情，绝对不是当今讽刺某些人员的打油诗句中描述的：“餐搵餐食，度日如年；……”。这里的“度日如年”，说的是某些人吃公家的，吃了上顿就商定下顿在哪里吃，过每一天犹如过年（春节）似的啊！

　　在北京度过了那年的中秋节后，我们根据当地相关部门的指引，到接待站用学生证借了一张回广州的火车票。军代表批评我们说，你们应该留在当地闹革命，不应跑到北京来。并说明，这张火车票回去后需要把钱交还的。我们当然是唯唯是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至今这笔车票钱我们还欠着呢！

　　今天，我第三次坐上北去的列车，是离开广州，奔赴矿山。昔日的同学，各走一方，大家心里真是依依不舍啊，因为高二（2）班五十名同学，只有我孤身一人去英德硫铁矿。

　　想起1968年的复课闹革命，实际上也没有上什么课。我和同学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是泡在篮球场，打篮球几乎成精了。端午节那天，我和毛毛、阿仔等同学还到寺贝底军区泳场附近的杨箕涌学游泳。这天天气应节，下大雨，河涌里发“龙舟水”，杨箕涌的水满满的。杨箕涌，我们戏称“猪屎河”，因为不时见到水面上漂浮着村民养猪场跑出来的猪粪。尽管如此，杨箕涌的水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我们敢下去游泳。虽然，当今政府投进多少千百万元去治理杨箕涌的污水，那谁敢下去？虽然官员们敢下珠江来个什么“横渡”，但有哪个区长敢下城区的河涌游泳？那天，我们冒着雨，跳到河涌里游泳。我不大会水，毛毛、阿仔等鼓励我，并把我夹在他俩的中间，就这样，我居然顺利地“横渡猪屎河”！其实河涌也不过10多20米宽。

　　下半年，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我们中学。军宣队是广州军区（达道路）的，工宣队是员村广州市南华机械厂的。负责我们班的是1名潮汕籍的军人，另1男1女是南华机械厂的工人。1968年10月26日，《南方日报》头版报头赫然印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时还报道了那一天，广州市高、初中毕业生七万多人，上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下乡上山表忠誓师大会。这意味着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记得学校号召我们上山下乡，要求每个班都要写决心书，用大红纸写出来，签上每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向校革委会报喜。决心书是由班里早已内定留校当辅导员的同学起草的，他们当然带头签名了。然后负责我们班的那个女工宣队员动员我们签名，可是，顽固不化的我们就是不到讲坛的决心书上签名。就这样，中午放学时间到了，还是没有人去签名。气得那个女工宣队员破口大骂，依靠着课室门边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要牙屎屎（了不起）！不签名，就不要吃饭！”无奈之下，不知谁带了个头，然后大家一窝蜂跑上讲坛，用毛笔蘸上浓墨，横七竖八、颠三倒四、大小不一地签上自己的大号。这样，决心书签好了，我们敲起工宣队早已准备好的锣、鼓，排好队走去校革委会“报喜”去了。结果，那个锣被敲了个洞！看来，我们班的决心是够大的了。

1968年11月7日工宣队与我班部分同学合影毕业照（后排右2是我）

　　很快，上山下乡光荣榜张贴出来了。我被安排到海南岛儋县兵团农场，最要好的同学安排到粤北曲江县农村插队。还有部分同学到东莞、宝安、番禺、博罗等地农村投亲靠友或插队。到海南岛兵团，那是要所谓政治上“靠得住”的红卫兵才能去的地方，是组织的信任啊。但海南岛有一个琼州海峡，怎样回广州、怎样回来啊！苏东波流放到海南岛还唱到：“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那是苏东波的旷达，我还没有这种境界啊。看来，海南岛是不能去的。后来，我母亲去找潮汕籍的军宣队，反映我是家里的老大，家庭经济困难等情况，希望能留城照顾。因为我母亲是普宁流沙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军宣队生发了恻隐之心，同意不安排我去海南岛，还说等有机会安排留城工作。这真是令我大受感动。

　　1968年11月5日，广州市东教场体育场红旗招展，鞭炮锣鼓喧天，市革委会组织万人大会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记得我是在烈士陵园附近的中山二路边看着数千知青胸佩大红花，带着水桶、棉被、衣物等行李，怀揣每人必备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着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离开了广州，奔赴广阔天地。之后，太古仓码头，一批批广州知青登上“红卫”轮出发前往海南岛。这情景，就像就象当年战争年代的参军场面或支前场面，格外风光。就这样，我送走了学校一批批上山下乡的同学。

　　到了12月，只剩下那些留校当辅导员的同学和我们所谓“待分配”的了。12月22日最新最高指示又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样一来，潮汕籍的军宣队对我说，大势所趋，“待分配”的同学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时，恰好广东省英德硫铁矿改制，由原来的劳改企业转制为国营企业，需要招收大量的工人。于是，矿山劳资科的人在广州市第16中学的课室里进行面试，就把我们这批220名的知青统收囊中。24日，我凭着学校开具的证明来到农林上路农林派出所迁移户口，看到办事人员在我家户口本我那页上盖了个“注销”两字的印，我两眼发呆，啊？我立马成了黑人黑户啦！

有什么办法呢，大势所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