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矿山路——极左年代(七)

英德硫铁矿原先是个劳改企业，后来改制为国营企业，才招来我们这批广州知青。英德县是广东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地域虽广，但由于是石灰岩地区，加上交通极不便利，所以，监狱、劳改场在英德特别多。比如英德硫铁矿、英德茶场、红星茶场等等。英德硫铁矿、英德茶场同时改制，茶场安排了不少广州知青和省里其他地区的知青。在离冬瓜铺运输大队三公里半的红星茶场原来就叫英德监狱，据了解，英德监狱是建国开始的首批监狱之一，55年间，多次更名转隶，1968年9月改称为红星茶场，1995年2月更为现名广东省英德监狱。过去我们从冬瓜铺坐矿里的小火车回工村，路过三公里半的地方，还可以看见不少劳改犯在田里劳动，周边有荷枪实弹的军人看守着。红星茶场出产的红茶质量不错，我偶尔也买过品尝。

文革期间，不少省里的机关都在英德有五七干校，如省文化厅的五七干校在英德茶场横石塘镇附近的茶场一分场，军马场附近有广东省公安厅的五七干校，还有美术学院、中山大学等大学的五七干校都在英德。

广东省粤剧团的干校也在英德，就在一分场。我们听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就在茶场，但无缘见过她。对她的趣事只是传闻。我们曾听说红线女不懂得养鸭，一次，鸭子病了，她只剩下哭。我们心想，真难为她了，她擅长演戏，怎能叫她去养鸭呢？这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我曾在网上看见过一名茶场知青写的《知青趣事》，里面有红线女在茶场的“对鸭练曲”记载，还有他所见所闻的五七干校趣事，特录如下：

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下的省文艺“五七”干校，就在我们茶场一分场，地名---茶山。我们下乡那年,她已被抽调回广州，参加粤剧移植样板戏《沙家浜》的演出，后来，我们也看过此戏拍成的电影，红线女在戏中饰演女主角阿庆嫂。当年她也该有六十多岁啦，在片中可一点也不显老，保持年轻时的唱腔不变。茶场的干部议论起来，说起红线女在茶山是鸭司令，负责养鸭，为了练嗓子，经常就躲在鸭棚里对鸭练曲。有一年元旦搞文艺晚会，红线女也登台表演，茶场许多干部都记忆犹新，难怪她重返舞台可以驾轻就熟哇！

“五七”干校怪事多，我就亲眼看到中山大学五七干校的一位老教授，面对着五六只山羊唱外文歌，他年纪起码快六十了，一头白发，每天穿一套破破烂烂的中山装，疯疯颠颠的领着几只羊去吃草，从不与人交谈。走累了，有时就坐在知青宿舍门前的台阶上，边抽烟边对着山羊唱歌。唱的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也真怪，羊听着似懂非懂的，都围着他抬头注目，竖耳静听。听说他懂好几国语言，在校比较高傲，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老婆跟他离了婚，被下放来干校改造。其他农活不用他去干，就管养羊。我们去的时候，干校也快撤离了，只剩下几个人。人要走啦，羊也一只只被宰杀，这个孤独的老头可心疼了，不但拒吃羊肉，还无言流下男人泪，看见他与羊感情那么深，我们也觉得怪可怜的！

“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的所谓“新生事物”。其由来大体是这样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1968年初春，黑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办一个“五七”干校。不久，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批准成立柳河“五七”干校（实际上就是将省革委会已在庆安县柳河办的一个把一批机关干部集中起来劳动的农场，取名为“五七”干校），这是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人民日报》在该文“编者按”中还引述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由于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公布，“五七”干校这种特殊学校，在华夏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了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英德县众多的“五七”干校就是在那个政治氛围、政治环境下创办起来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悄然降温，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该年2月17日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才停办。

我们锦潭矿区可以说“风景这边独好”，其独特的绮丽风光，也吸引了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们来写生。矿区周边的锦潭河，据说河水一直流到连江口进入北江。我也遇见过一位中山大学生物教授在四五月间专程到我们矿区的锦潭河，调查一种什么鱼（具体名字我忘了）的情况。据说这种鱼每年这个时候，沿着河水逆流而上，到达锦潭河一带产卵。但我在锦潭十年，从未见过此现象。据专家介绍，由于通往连江口的锦潭河水系，沿途修筑了许多拦河坝，那些鱼根本无法跳跃过水坝，看来鱼只有灭种，别如选择了。

省粤剧团在干校的演员们排练了粤剧《沙家浜》，由著名粤剧演员罗品超（饰郭建光）带队，到锦潭矿区专场慰问矿工演出。尽管锦潭矿的小礼堂很小，很简陋，平时用作职工大会，日间还是饭堂的售饭地方。《沙家浜》剧组的演员不计个人得失，义务演出，没有收取矿区一分钱，是真正的文化下乡啊！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矿工、家属、小孩不要说有多高兴了。

后来，著名粤剧编剧陈冠卿，专程到矿山体验生活，以大打矿山之仗为题材，以锦潭井下为生活背景，编写粤剧《龙潭战鼓》，歌颂矿山工人为国家多产矿石。

陈冠卿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在粤剧界影响深广，建树甚多，尤其在粤剧音乐方面，他勇于创新，成绩卓著。长年累月地辛勤笔耕，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撰写的剧本和曲目繁多，硕果累累。是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2002年元旦的粤剧新年晚会上，他获得了广东省颁发的“粤剧艺术突出成就奖”。 陈冠卿素以高产高质著称，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改编粤剧剧目《情僧偷情到潇湘》、《柳毅传书》，创作剧目《宝玉哭晴雯》、《梦断香消四十年》，曲艺创作《文成公主》、《荔枝颂》等。

当年陈冠卿在锦潭矿区住了下来，有空就到井下体验生活，开座谈会，了解矿山生产情况。可惜，在剧作编写最后征求矿工意见时，有的矿工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戏中有一个阶级敌人混进了矿工队伍，在大打矿山之仗中搞破坏。我们矿里没有阶级敌人啊？这个阶级敌人是否有所指？这就把我们的大编剧问哑了。其实，这与编剧有何关系呢，在当时江青独霸文坛，提出“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强调阶级斗争为主线有关系。当时的八个样板戏里，戏中基本上是有阶级敌人的，但不能多，只能有一个。如京剧《海港》、电影《战洪图》等。因此，所有创作的文学作品里面都必须要有阶级敌人，但只能一个。这种创作方法不是难为作者、难为编剧的吗？

其实，作为样板戏的创作方法，把它作为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的一朵花，是可以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他的创作方法。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百花齐放没有了，整个中国上下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而且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搞得中国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成了荒漠。

正因如此，陈冠卿的《龙潭战鼓》到底有没有出笼，我不得而知，反正没有最后结果送给矿工，我估计应该是“胎死腹中”了。

矿区地处偏远的山旮旯，真有点“春风不度玉门关”啊，当时还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文艺节目演出，图书馆空有其名，没几本像样的书籍。平时，矿工们下班后或休息日，没事干，就聚在一起打扑克，什么“斗地主”、“斗大”、“打百分”等，丰富多彩，还有夹耳朵、钻枱底，花样层出不穷。这应该算矿山的“一乐也”。当时还算好的是，矿里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还有一个流动电影队。如果电影队能一个星期来一次放映电影，那可是万人空巷的事情啊。人们早早地搬来椅子，放在矿部前露天的院子里“霸位”，提早吃完晚饭就等着看电影了。

也有的人充分利用山区木材丰富的资源，从广州买回木匠工具做家具，当时最流行的是男装柜、大衣柜、大床、床头柜、书桌等。我们称之为“斗私批修”。不少知青、复退军人都练就出一身过硬的木匠手艺，许多广州知青后来结婚的家具都是自己弄的。

山区里有一个怪现象，白天，收音机只能接收到中央电台、广东电台的广播外，是收不到其他任何电台的。但到晚上，什么电台都可以接收到，包括“美国之音”、香港电台等外国和境外的电台。就算你正在收听国内的电台，也会经常跑台，一不小心，转了台你也没留意。所以，不少人都不敢用喇叭，而是用耳机收听。矿里的保卫部门阶级斗争观念是非常强的，觉悟是异常高的。因为发现不少知青都带有半导体收音机到矿山，推理知青肯定会收听境外的电台广播的。当时我来矿山前，用了10元钱买零件自装了一台来复式的半导体收音机，也带到锦潭来。没想到，凡有收音机的人都跑不掉。一次，矿里派出所发给每位知青一张登记表，要求如实登记有否偷听过境外电台和敌台，偷听的次数、时间、内容等。收听敌台当时是犯法的，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自己主动收听敌台，就算听过，也是收听国内电台时偶尔跑了台。这样，知青里没人受到牵连。

我看过叫“孙伟”的知青写的《知青趣事》也有这方面的叙述，怪有意思的，引述如下：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境外华语广播均在被禁之列，美、苏电台皆为敌台，听敌台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判刑坐牢。也是物极必反，知青早厌倦了国内电台的千篇一律，听“澳广”唱邓丽君已为时尚，但在公开正规场合仍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有了这个故事。

大皂角树上的喇叭刺拉拉响了，照惯例，队长几年如一日的喊工开场白就将响起：女人都起床了，男人睡着还有什么意思……。一男知青内急，奔粪堆，刚拉出一股舒畅，便与睡眼惺忪出门小便的队长打了照面。这时，音乐过后的喇叭里传来软软女声——莫斯科广播电台。队长面色忽变，手提裤子以难以置信的敏捷冲回屋子。喇叭停了，队长讪讪蹙到男知青身旁，以少有的温柔求其保密，男知青一脸坏笑：我没听见什么，是活儿太累导致暂时性耳聋。于是，他得到了放田水的“幸福劳动”。

在田埂刨一板锄，卧等田垄水满。阳光灿烂，心情爽朗，枕如茵绿草，听淙淙流水，看蓝天白云，“幸福劳动，愉快生活”，该男知青快活欲仙……。沉重脚步传来，背粪的行列映入眼帘，一个跛子令男知青的兴致一落千丈，放田水的原是这残废军人。

他找到队长，骂：“混蛋！”

队长说：“我们都混蛋。”

“真希望你再调错电台。”

“不会了，我把旋钮拆了。”

队长苦笑摇头掂起背篓，男知青的“幸福劳动”终结。

来矿山的1968年年底到1969年年头，冬天里天气非常寒冷，星期天休息，谁都想睡过懒觉。但矿里组织职工跳“忠字舞”，早晨起床的警报声拉响后，我们连的老连长就冲进宿舍，满口山东话：“嘟嘟嘟，起床了！跳忠字舞！”硬是把我们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拉起来。

老连长叫刘智成，山东招远县大刘家庄人。原先在招远一个金矿工作，不知什么时候调到英德硫铁矿工作。他是个老矿工，个子不算很高，矿山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爱抽烟，一根香烟点着后叼在嘴里，可以挂到烟卷烧完。他抡十八磅大铁锤十分了得，别人双手握着钢钎插在矿石上，他负责抡大锤。我们担心他的大锤会砸在握钢钎的人手上，但担心是多余的，他的大锤，锤锤打在钢钎上，力量足，破矿石效果好，令人不得不佩服。老连长文化水平低，他与黄汝恒同住一宿舍，经常让黄汝恒帮他写家信。有趣的是，家信信封上从不写他爱人或家里儿女等收信人的名字，而是写“山东省招远县大刘家庄  刘智成家收”，嘿嘿，有趣吧。

由于老连长责任心强，天寒地冻硬是把我们从暖烘烘的被窝中掀起去跳忠字舞，而且每次进宿舍都喊同样的话“嘟嘟嘟……”，后来，他的花名就叫“嘟嘟嘟”了。

那是一个全民皆舞的时代。在“文革”初期那样一个缺乏文艺活动的时段，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意义不仅仅是宣传，也成为点缀人们生活的方式。忠字舞最普遍的配乐是有关领袖的颂歌，由于与一种亢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使得忠字舞有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据摄影家李振盛的回忆，“文革”10年间，他拍摄了将近10万张照片，其中以各种形式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的题材，占到将近十分之一。后来，他在国外办摄影展时，国外的人见到这些夜间大跳忠字舞的照片，都很惊讶，开玩笑说舞姿很像“迪斯科”，他回答说，那就叫“文革迪斯科”吧。这个事情登载在2006年11月29日的 《新世纪周刊》。

我们不会跳忠字舞，矿里就安排了锦潭小学的几位小女孩学生负责领跳，我们在后面也跟着舞手弄脚，怪怪的。不跳，是不忠，是个政治态度问题；跳不好，是个水平问题。所以，每次都不敢缺席。但从最低的角度思考，也是个早锻吧，还是有好处的。现在回想起来，当今公园里大清早，不少退休人员这里一伙，那里一堆，随着不同的音乐或指挥，也不过是舞手弄脚而已，作为旁观者你也会觉得很好笑。所以，撇开政治因素，忠字舞的形式跟现在公园里的情况也不过一样——锻炼身体罢了。

为了加强对知青（青年工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工作，矿里还开展了忆苦思甜的教育，请老工人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煮包括芹菜叶在内的野菜汤和蒸米糠团给我们吃。那些米糠团实在太难吃了，但不咽下去怎么行啊！教育会上，用得最多的词语就是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演说时右手向前高举时说的一句话：“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还好，矿里的忆苦思甜教育并没有出什么岔子。但英德茶场对知青的忆苦思甜教育可真有意思了，我把《知青趣事》中“忆苦思甜”的一段全文录下：

凡有新知青到连队，指导员都会请来附近农村的贫下中农，向我们讲述解放前受的苦难，介绍新社会过的美好生活，以此强烈对比，让我们这些年青人体会目前的生活来之不易，并且努力工作，报答政府。这是当时从解放军做思想政治工作学过来的方法，在学校、工厂，农村普遍都有进行，同龄人大多有此经历。我队今天下午请来附近黄草堂村的生产队长，为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知青们每人带个小竹椅(队里发的)在饭堂排好安坐，热烈鼓掌迎来了这位队长，今天这位队长挺年青，看样子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我有点纳闷，以他比我们稍大的年龄，何以见得在解放前会受过苦呢？原来，队长开头讲的，是他父亲在旧社会吃的苦，如何受地主欺压，如何吃不饱穿不暖。讲到激动之处，我们知青也在指导员的带领下高呼口号。队长讲了不到半小时，喝了一口水，话峰一转，讲到1960年困难时期，家里小孩多，口粮不足，他也饿过肚子，接着他又说，现在他更惨，已三天没吃饱，一家老少只有以地瓜、芋头充饥。指导员发觉他讲跑题了，马上宣布散会。本来，大家对这类报告也不感冒，说散就散。指导员马上叫我到饭堂打来剩饭，让队长吃饱。我们知青虽然没啥菜，但每天三顿白米饭还是管够的。我找来一个最大的搪瓷汤碗，盛了满满一碗饭端给队长，他也不客气，三下五落二，风卷残云，不到一分钟就把这一大碗饭吞下肚去了，把我们几个围观的知青看得目瞪口呆！看来队长讲的不是假话，我们问队长还要不要添饭，他点点头，我连忙又盛来一碗，结果队长一连吃了三大碗才打着饱呃示意不要了。自从发生了这件尴尬事，以后队里再也没有举办过此类报告啦！

知青孙伟写的“批斗”更有意思，看完后更令人忍俊不禁：

批 斗

高寒山区穷，生个地主还真难，幸亏土改时硬定，不然知青下乡拿什么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文革时的黑五类中，唯地主不可再生，如同文物，随时间推移，更日见金贵。因而农村的批判会与城镇相比就显现出了另一种色彩。

按上级指示：知青下乡要上好阶级斗争第一课。斗地主，村里竟象过节，扫仓房、杀小鸡、买烟酒、煮米饭，还套牛车去接，接待规格明显高于干部。知青纳闷，询问后得知，本村没地主，自然也没长工，都是从外村借的，人家还交代不让用坏了。

老地主颤颤巍巍的来了，难为了队长，一边对知青说：悠悠的，斗坏了赔不起二天咋个完成政治任务。一边又要哄老地主：对不起你家，这回么还是坐着，头怕是要低点，人家学生娃娃老远来叫我们教育，你就教育一下吧。老地主大度的同意了。

酒足饭饱咂纸烟，老地主就坐，批斗开始。知青对批判会见多了，念稿子抑扬顿挫，尤其女知青发言，全体雅静仰望。知青发言后，老长工控诉：地主心狠呀，那年麦收下雨他死活不让下地，把我们关起来……他咂几口烟接着说：关着也就算了，还逼着吃大肉，把我们全灌醉了！是不是？你老实交代！

老地主没动静，方知其昏睡已久，涎水吊老长。队长拍醒他，他即发表评论：人家学生娃娃的声音嫩生生的好听，你老声老气刺刺拉拉的难听死球！

　　口号声中，老地主老长工相帮着爬上备好的牛车，欢送似的。

后来，我想起了一位“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某兄说了个笑话：某兄生于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才几个月大，正嗷嗷待哺。他说，解放前我的生活很苦，不要说吃饭，就连粥都没吃过。别人问，那你吃什么？他说，我吃奶啰！哈哈哈……

1969年，矿里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先是将我们称之为的“就仔”（劳改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全部清理回农村。这些人员其实是很不想离开矿山的，因为留在矿山就业，大家身份彼此一样，没有谁瞧不起谁，而且在矿山待遇还是不错的，是农村不能相比的。但一旦清理回农村，政治上就低人一等，甚至就有可能成为管制的对象。

这些“就仔”，住的宿舍是与我们知青分开的，一般说，下井工作也是分开的。每天，他们到井下后，在格筛地方集中，像我们一样，先集体唱《东方红》，然后“天天读”报纸等。他们唱《东方红》有点怪怪的，就是最后一句收尾显得很短促，都是戛然而止的。我们正式下井上班后，也曾和这些“就仔”一同干过活。不过与他们一起干活我们可以沾点便宜，比如说，与“就仔”同扒一个掌子面的矿碴，我们与他们分开两组，一组扒，另一组就休息，每组扒一斗车矿石，相互轮换。经常临近中午吃饭前，他们都主动让我们先上井面吃饭，他们继续干活。等我们吃完饭休息后再回到掌子面时，掌子面的矿碴早已清理干净。换言之，我们就可以下班了！这样的合作，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矿里清理阶级队伍首先从他们开始，政策硬性规定，“就仔”想不走也不行了。结果，这班人很快就被清理出锦潭矿区了。

其实，这些被判刑的劳改犯，后来刑满留场就业的人员当中，不乏有许多人才。比如说，有的人原来是医务人员，有的在艺术上有一手，等等。所以，表现好的就不用下井，安排到医院工作。矿山里很多大型的用砖砌的宣传栏，画上毛主席像、宣传画或者写上宣传标语，水平都很高的，都是当中搞美术的犯人画的。还有矿里的宣传队，人才有不少是这些人员组成的。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断深入，矿里成立“运动办”，又要对职工队伍的排查，每个连队（工区）都有清查的对象，我也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和案例。比如有个别工人思想觉悟低，平时下三流庸俗的言论如“××条条曲，人心无厌足”，“火猫（厨工）唔偷食，天诛地灭”之类多一点，私心重一些，但领导认为这也是影响青年工人成长的。还有几个关系密切要好的工人，平时无事聚在一起加菜喝酒吃饭，酒醉中难免相互开玩笑，说到大山沟里当“土匪”的事情，相互封官许愿。这件事恐怕是发生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事情，但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事情，还是被作为一件严重的事情再次挖出来来批判。生产股里有一位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技术员，身体很棒，在校期间是个举重运动员。但在文革初期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的言论，在矿山文革派性斗争中被人打得遍体鳞伤。这次，也无例外地被重新挖出来作为批判对象。依我看来，都是陈年芝麻之事，被反反复复无限上纲上线。这样，各连队（工区）的宣传栏就大有作为了。那个阶段，批判会、宣传栏、标语，样样都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尽管在运动开始，中共中央已强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尽管在运动中仍不断指示“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但这场运动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现在回过头看，矿里的运动绝对是冤假错案多。你看，我参加过运动办的一次会议，会议上领导提出先抓二工区这个点，因为这个工区有目标，就是古××买了木箱，还有郭××、朱××等现成目标，抓好二工区这个点，就能促进其他工区。买了木箱也成为批判的目标，你说可怕不可怕？

后来，运动不断深入，大批判这把火也烧到了广州知青的身上。有一些知青，只是组织纪律性差点，有旷工、吊儿郎当现象，不请假回广州，探亲假迟迟不归矿等等。有个别人抱团一起，也有个别人到英德茶场和茶场知青混在一块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情等等。结果，有七位广州来到的“兄弟”被戴上了“黑七兄弟”的帽子，在各自的连队里挨批斗。“黑七兄弟”本人开头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批斗对象的，往往都是连队领导预先私下布置好，在开连队职工大会上，被安排好的人突然站起来，挥拳高喊：“打倒×××！”于是，事先安排坐在被批对象身旁的两个人立马将被打倒的×××架起拖上会场的主席台，批斗会就这样开始了。这“黑七兄弟”蒙查查地被批判，被关押到禁闭室，俗称“蹲格仔”。这些禁闭室，是在二连宿舍通往一连宿舍的斜坡中间，整排是用水泥钢筋做的平顶的、隔成四五间的小室，每个小室只有一个很小的窗，门是用两根粗壮的笔直树干插着。你想逃跑，比登天还难。听说，还是在属于劳改企业的时候，这些禁闭小室是专门用来关押犯纪律的劳改犯的。现在用来关押那些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的对象了。

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不知道怎么结束的，矿山又逐步恢复了平静。但极左的思潮并没有得到清理，其幽灵还在矿山的上空游荡着。

1970年中秋节与国庆节挨得很近，有部分广州知青请探亲假回家探亲。那年我还在二连当文书。国庆节那天，我早上起来回到办公室干活儿。快十点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工作。我接电话一听，是英德县收容所打来的，电话问：“你们单位是否有L××、L××这两个人？”我连忙回答：“是我们连队的职工啊。”对方电话不耐烦地说，那你们赶紧来领人吧。我连忙跑去“西伯利亚”F副连长的家，F连长听我说这件事后，脸带愠色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不请假就回去探亲，让他们喂多几天蚊子！”

没办法，他们只得喂蚊了。国庆假期一过，我马上到矿部开了证明到石牯塘坐上班车，直奔英德县城。车一到英德车站，我下车后，打听到收容所的位置，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收容所把他们俩接出来。他俩第一句话就问我：“身上有没有钱和粮票？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连皮带都被没收了。” 我说有。他们说，借给我们，赶紧吃顿早餐。我说，客什么气，赶紧去吃吧。吃饱了早餐后，他们跟我细说了遭遇。原来，他俩想请探亲假回广州，但没批假。他们心不甘，发誓一定要回家。为达目的，他俩就从锦潭坐上矿山小火车直奔冬瓜铺。到了运输大队的北江渡口，渡船被工村总矿保卫科告知，不准摆渡这两个人过北江。无奈之下，他俩在北江边坐到晚上12点，最后决然脱下衣裤捆绑好顶在头上，下水过北江。中秋时分的晚上，天气很凉，江水已冷。好在北江在秋冬季节，江面虽很宽，但水比较浅，有的地方人脚甚至可以踮到水底。就这样，他俩终于在半夜1点多钟上了武昌开往广州的慢车。如果正点，次日上午八九点就可以到达广州火车站了。登上南下的火车，他俩以为“得米”（搞定），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火车到达英德境内最后一站——黎洞车站的时候，他俩被英德的民警莫名其妙带下火车送进英德收容所。原来，矿保卫科没阻止他俩过江，就与英德公安局联系，请他们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扣下。等等。L××、L××两人广州回不成，却进了收容所喂了两天蚊。其实，这是违法的事情啊！然而，又有谁敢说呢？

这件事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无法消除。1989年暑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进修硕士四门主要课程，同宿舍的湖北襄樊教育学院的老师买了一本老鬼写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我借过来花了三天课余时间，一口气将小说读完。其中有一个情节与上述的事情十分相似。

老鬼，是著名电影演员杨沫（《青春之歌》作者）的儿子。他写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中有一个情节，是讲主人公的母亲病了，他向连队请假不批，就偷偷连夜骑马和步行向北京方向走去。结果，被农场保卫部门抓了回去，关了禁闭。这个情节与李、梁二人请假不批而偷跑、后被捉送进收容所何其相似乃已！

后来我与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聊天时，曾谈起了矿山发生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三年级的大学生听完我说后都瞪大眼睛望着我，半信半疑的说出同样一句话：“不会吧？”似乎倒是我在瞎编乱造一个离奇的故事一样。可能这就是代沟吧？也难怪，他们生不逢时，没有这种亲身经历啊！

1971年，在中国大地上是不寻常的一年。我利用国庆节的假期请了探亲假回广州。每次探亲假回广州，我必定安排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到广州文化公园看书法、美术、摄影或他展览，因为在矿山的确缺乏文化氛围，完全是“文化沙漠”，只有利用探亲假来补充一下“文化营养”了。我举个例子：1978年3月10日至20日，我与黄润生一道去广州、东莞县出差，主要是外调，是为了机关发展党员用的。其中一天是到顺德县，还把照相用的闪光灯（顺德产）带去修。在顺德县城，我们利用时间看了一场苏联影片《保尔•柯察金》。回到广州剩下几天时间，我就一口气先后到电影院看了《警察与小偷》、《英雄虎胆》、《十五贯》、《斩断魔爪》、《风雪大别山》、《冰山上的来客》、《抓壮丁》、《带枪的人》、《空中舞台》、《渔岛怒潮》、《兵临城下》、《摩雅泰》、《功勋侦察员》、《我们是八路军》等十多部电影。可以说，这一年出差回广州是文娱生活最丰富的一次。

十月的一天，我的小学同学突然来找我，神秘兮兮的，说不能在家里聊天，非得两人上马路来谈。我内心很纳闷。原来，他向我透露了一个惊天的“大号外”：党内已传达，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我的头脑“嗡”的一声，“不可能吧？”“绝对是真的！你听了以后，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不，被追究起来，好大罪的啊。”我还是说不可能吧，因为10月份的《解放军画报》封面是江青为林彪拍的照片，林彪还穿着军装坐在沙发上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呢。

这件事情，到了以后传达批判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纪要》时，我才有一些清晰的了解。根据材料介绍，“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大体是这样的：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企图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最终失败。篡权失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始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1971年9月，林彪察觉其密谋夺权之事即将败露，决定谋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他们企图乘毛泽东专列停留上海之际动手杀害毛泽东，后又密谋炸毁苏州附近的铁路桥谋害毛泽东，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慌忙中作出决定，13日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布置南逃。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与刘沛丰等驾车由北戴河向山海关机场急驶。零时32分，飞机强行起飞，企图外逃。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

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可能我在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回广州探亲，按矿保卫部门高度警惕和超凡觉悟的人员的逻辑推理认为，广州绝对比山旮旯消息灵通，我一定知道很多东西。所以，探亲假结束后，我回到矿里，保卫部门的人员马上找我“聊天”，多方“启发”我，想方设法从我的嘴里套出有关“9.13”事件的情况。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的同学跟我说的消息绝对不是“小道消息”，而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正如广州话所说：“珍珠都没那么‘真’”！我牢记同学的嘱咐，丝毫不吐露真情。我反复说，我探亲回广州，只是到文化公园等地方看画展、摄影展等，没听到什么小道消息。由于我始终没有露出把柄，最后，他们放了我一马，真是谢天谢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