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矿山路——大学梦想(八)

1970年开始，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成了当时国内所有大学的录取方法。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首要标准只重“政治出身”,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此外， “十六字方针”给人的感觉，重点在于“领导批准”，有些地方甚至连“群众推荐”的过场也不走一下，变成“领导推荐”，结果就是，大量工农兵学员其实是领导的亲戚子弟。由于取消了招生的智育标准和分数标准，大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同时大长走后门的风气，招生具有随意性。“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

在矿山，也开始有工人被推荐上大学。但是否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至今我仍无法弄清楚。

从此，“工农兵大学生”的这个新名词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开头，一连送了一位我们的广州知青L君，到茂名石油专科学校就读；次年，W君也把被送到该校读书。当然，后来连续几年，矿山主要保送到2所高校：中南矿冶学院和广州中医学院。学习采矿专业和中医专业。看到有人被送去上大学，心里真是痒痒的。

 “工农兵大学生”主要产生在1970年至1976年之间。我把海天、肖炜著的《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当中的介绍引载如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大、中、小学基本停课。将近百万的应届考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不少部队和机关以“借用”“战备需要”等名义进驻到了高校。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并不满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是需要来一场“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代表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这时，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国的工厂企业推广。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为了解决教师问题。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时间很快进入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四年后，北大于当年6月4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一决策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一直到1977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由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学历及素质参差不齐。本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

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据统计，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我当时并不了解工农兵学员的含义，认为反正是上大学，可以实现当年初中报考高中时的愿望。我清楚记得，1964年我初中毕业，我父亲恳切希望我能去报考中专或中技学校，以便早日出来社会工作分担家庭经济压力。我是长子，下面有4个弟弟，家庭的确很困难。从这点来说，父亲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我一心想读大学，读大学就必须考高中，当时我内心很矛盾。而且，我所在初三⑷班班主任曹毓莲老师动员我们班同学报考自己的母校——广州七中。后来，我决定违背父亲的要求，不报考中专或中技，决然报考高中。考上高中后，我本可以在1967年高中毕业，但天有不测之风云，没想到在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读大学的愿望成了泡影，还得拖后一年，即到1968年才能高中毕业。

开头，看到矿里有人被保送上大学，我也曾向矿领导口头表达过自己的愿望，但都被以工作需要来搪塞而没有下文。

1973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从学校毕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社论，庆祝这一伟大教育方针的胜利。但7年过去，1980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而工农兵学员的学历被定为大专学历。之后，教育部门根据工农兵学员的情况，作出了“回炉”的规定，即所有工农兵学员都要回到大学中再进修学习。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当时中文系有两位工农兵学员的助教，他们都“回炉”去了。

1973年，这一年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开始利用他的影响力，极力“纠左”，他恢复了众多文革后取消或者暂停的制度。这一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那年夏天，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考，虽然阻力很大。

这一次，矿领导无法不同意我去报考大学了。当时除了我们锦潭分矿部分知青报了名外，全英德硫铁矿也有不少青年报名。当时锦潭有一位跟随父母到公安厅英德五七干校的L君，他是华南师范学院附中毕业的，他也报了名。另外一个也是省公安厅的子弟，叫Z君，他好像是老高三的学生。他的外国文学知识基础很好，很喜欢英国雪莱和拜伦的诗，诗人的诗句经常记挂在嘴边。

记得当年大家都非常兴奋，高考前都提前一天到达英德县城的旅店住下复习，参加第二天的笔试。笔试之后还参加了面试。考完试，我也感到信心倍增，我们都希望有上大学的那一天。

但没想到，教育部的举措，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这引发了反潮流运动。此次运动是由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张铁生后来被视为反潮流的英雄，并被当成打倒教师权威的典型。

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知青，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但考试成绩不理想，语文得38分，数学得61分，理化得6分。张铁生考试是开卷，比我们广东闭卷强多了。他考得那么差，就应该认命算了，却在试卷背面发了一段牢骚的所谓信，为自己成绩低劣辩护。

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前途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从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

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

张铁生飞黄腾达的情况，也是到后来才逐步了解到的。

当时听到广播和看了报纸，我们都对张铁生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觉得你张铁生是知青，我们也是知青，你工作繁忙，我们也不轻松。大家情况彼此，你何必这样跳出来呢？尤其是，张铁生在信中说什么“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张铁生把其他知青说成不务正业、逍遥浪荡更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结果，那年虽然参加了考试，但上大学的美梦破灭了！

考试制度再次被推翻，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再继续。这一年，L君被推荐到中南矿冶学院采矿专业学习。毕业后到了云浮硫铁矿当技术员，后来当了集团副老总，直到老总。接而连续几年矿里推荐的指标有2个，是到广州中医药学院学中医和到中南矿冶学院学采矿。保送似乎与我无缘，追求保送的激情慢慢被浇熄灭了，但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苦酸辣的之味。

1974年12月间，我独自在宿舍旁铁路边散步，看到一片野菊花独自开放，思绪万分，写下了一首《自嘲》：

自嘲

——咏野菊

陌仟曲径旁，

野菊笑绿莽。

幽香寄深情，

谁人曾欣赏？

劝君莫断肠，

俏不让群芳。

无与苦争妍，

秀缀自然光。

一直到1975年，高校招生通知发下来，我看了我们锦潭分矿有2个名额，年龄要求不超过25岁。但其中一个是广东省石油化工局七二一大学班化工机械专业，年龄要求可在30岁以下。当时我26岁，虽刚超出高考的年龄条件，但可以报读七二一大学。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报名。这次出奇顺利，机关党支部同意了，分矿也同意了，我非常高兴，因为多年来我想报名，矿里总是说，工作需要，以后再说吧，好像“死了张屠夫，就要吃混毛猪”一样。这次太顺利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最后，分矿共推荐了3名人选送往总矿。

这次分矿虽然选送了我，但我总觉得凶多吉少。过去，分矿老是以工作需要来敷衍我，这次在我超出年龄条件时却推荐了我，显然带有“陪太子读书”的嫌疑。多年来实行所谓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客观事实上都是走样的，或走过场的，实际变成“走后门”的一个渠道。记得1970年，锦潭分矿有一个保送名额，虽然也是实行什么自愿报名……的办法，实际上还没有等到开始报名，对象已经定好了。后来，这个“办法”也成了一些人“走后门”、送礼拉关系的“合法”渠道，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会成为这种“办法”政策的牺牲品。从1973年以后，我年年报名，年年落空。这一次，我实在有点不甘心，连夜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送给总矿政治部的Z主任，详尽表达了自己渴望读书的心情。然而，“泥牛入海无消息”。我生肖属牛，属牛的人性格温驯，为人低调老实，工作踏实认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不需扬鞭奋自蹄”。牛，是干活的，是好使的，认命吧，谁叫你属牛？

其实，“走后门”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全国各地已渐露头角。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信几经辗转，于1973年4月25日由王海容交到了正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读完这封群众来信，他立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后来，社会上“走后门”的风气逐渐形成并流行起来。2006年9月22日《南方报业网》一篇文章《广州知青办原副主任:当年走后门盛行》里举了一个例子：“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作家叶辛的《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这样评论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走后门”现象，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如很多人说过的一样，走后门现象源于“文革”。买好一点的商品要走后门，开一个证明要走后门，找一个医生要走后门……但所有的走后门现象，都没有表现在知识青年抽调上的走后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作家蒋魏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彩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一时间，参军要开后门，招工要开后门，上大学更要开后门。文革中在知识青年命运悠关的“三招”中，走后门成风，在全国广大老百姓民心方面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这种影响，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给全国人民的惊醒，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1975年8月，我在又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的时候，思想很苦恼，百般无奈之下，写了一首《求愁休》，以抒发胸中的郁闷。

求愁休

——自叹

天生不是读书人，

何苦要强求？

空饮抱负恨，

闹得愁愁愁。

苍天不识我，

为何偏生我？

几番请求抛脑后，

年年受蹉跎。

看别人，

来日方长显身手；

观自己，

忍将夙愿付东流。

岁月逝，

白了少年头，

泪横流！

怎无奈，

今辈只得就此休？

唯寄后人争上游！

不光是读书，还有调动工作岗位，调离矿山，想方设法调回广州等等，总之，就是想离开艰苦的生活环境。当时的民谣是：“一等爸爸走前门，二等爸爸走后门，三等爸爸望着天安门！”我没有这方面的交际能力，但看到工友们不断离去，心中感触颇深，真是“同人唔同命，同遮（伞）唔同柄”啊！我曾写下一篇算得上是“杂文”的《买鸡有感》吧，只是留给自己看的。

每次从矿里返穗探家，我总是不遗余力、不辞劳苦地去趁墟，至少买几只鸡以作回家手信。尽管有时是头顶烈日、足蒸暑土，或有时是顶风冒雨、脚涉寒水，我也坚持到十几里路远——石牯塘买鸡。因为一年一次探家，难得的机会啊！我怎能两袖清风回去见父母呢？

买鸡，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交换。买者付钱，卖者给鸡，过程相当简单。鸡买到手，心里自然高兴。然而，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却引起了我的遐想和不安。

有时，我面对着活泼可爱的鸡，心中油然而然对鸡的幸福产生羡慕之情。这些鸡，普通，大不了拿回家做一顿佳肴，或作下酒之用。但这些“乡下鸡”，居然通过我，便可以在城市——广州安家落户了。我成了鸡迁居的户口发行者，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竟有这样大的权力！

接而我又想，我虽然是鸡的迁居者，行使这魔力的却是这张“王牌”——金钱！

不是么，金钱！多少人对它顶礼膜拜，垂涎三尺；又有多少人日思夜想，恨不得祈求GOD赐给他“goldentuch”。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点不假。在今天，金钱仍起很大作用。起码它拥有为鸡“迁徙户口”的本领。

在矿里，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便拿出了时代最富有魔力的王牌——金钱，让它去捕捉俘虏。单拿调动一事来说吧。

矿里的办公室要数劳资部门最热闹，可以说门庭若市。宿舍区里，也唯有劳资干部以及有说话权的官方人士家里的客人居多。

君不见，分管劳资的L君的宿舍里，明里暗里送礼的络绎不绝。什么“英国糖果”啦、“美国香皂”啦，衣服啦、拖鞋啦，甚至家具啦，无所不有。L君确实是一位“受腐蚀，永不沾”的“好干部”呢！L君多次说过：“首先不好的是送礼的。”就这样，户口迁移证就在商品交换的绿灯下置换成功了！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我彷徨，我困惑，我诅咒，我悔恨。我因没有金钱这张王牌而彷徨，我为缺乏混世本事而困惑，我诅咒这种商品交换，我悔恨我老爹怎么如此无能不做官！

忽然，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鸡，蹲在圩镇市场的鸡笼里。可我跟那个“丑小鸭”一样，只是只“丑小鸡”，有人会买我进城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