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矿山路——怪异春节(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不知道是何种原因，有人提出倡议知青春节不回城里过，留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后来成了一道官方的文件通知精神，各省、市、县，厂矿企业都在层层落实。

那年头，什么都要冠上“革命化”的名堂，否则就是语言表达不符合语法、不够通顺一样。

“口号声中辞旧岁，新桃已然换旧符”。老祖宗留下来的许多遗产都已当成“四旧”被破掉了，春节也未能幸免。所谓革命化春节，就是不大吃大喝，不互相拜年，不燃放鞭炮，大年三十初一不休息照样出工下地干活等等。

许多地方都是从1969年，即知青到达农村后第一年春节就提出这个倡议，有的地方、单位的领导还下了强迫性命令。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农村干部，还是做得不错的，用现在的话说，还是很有“人性化”的。比如当地干部们热情地给知青送来了过节的食品，一些蕃薯、鱼和猪肉，组织知青和村里的青年打篮球和乒乓球，对知青做思想工作，了解知青在生活有何困难，及时加以解决，村民们也请知青到他们家里吃年饭。等等

话又说回来，刚离家的孩子那有不想父母的？那有知青不想家的？可能矿领导觉得我们矿山与农村的条件不同，虽然有号召，但没有提出强迫性的做法。1969年春节前，我们的心思早已飞回广州家里了，好在我们没赶上这趟“革命化的列车”，“脚下抹了油”似的，铁定心肝回广州过春节。

不过，回广州的路程也实在太辛苦了。我们就和现在每年“春运”期间的外来农民工一样，为铁路“打工”。一般说，很难能够坐上什么武昌至广州、长沙至广州的慢车回家的，更不用说坐上什么北京至广州、上海至广州的快车回去了。我们多数是坐那种棚车（闷罐子车），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坐“牛车”回广州的。

这种“牛车”是专门运货的，也经常用作运输牛、猪等牲畜和家禽的。春运期间，为了提高运力，就把这些“牛车”改为运人了。这些“牛车”，是个大铁闷罐子，中间有2扇推拉的大铁门，用作乘客上下，闷罐子的两侧各有2个小窗子。“牛车”内没有椅子座位，厕所也只是在闷罐子里的一角，用竹篾围起来，乘客需用的时候只能将就将就了。乘客上车后只能坐在闷罐子的地板上，行李放在一旁，或者用来当凳子用。这种闷罐子是作加班车用的，一般是短途，从坪石或韶关始发车到广州的。这种短途加班车，价格也便宜，我们从冬瓜铺回到广州，只需要6角钱。这些加班车，非常有礼貌，对其他列车经常礼让避车，故此很难准点，所以，路途虽不长，运行时间却不短，无法掌握回到广州的确切时间。闷罐子里，人挤人，厕所用多了，发出阵阵腥臊恶臭。所以，闷罐子两侧的铁门一般是不会关死的，通常是关一半，用一把竹梯把另外半边门斜着拦住。我在矿山10年期间春节回广州，大都是坐这种闷罐子的。

过完春节，从广州坐火车回矿山，因为是在始发站，所以一般是坐客车回去的。在流花路新广州火车站还没有落成之前，我们都是在广九火车站上车的。那时，不管你多早提前去买车票，都是没有编座位的。于是，检票后进站上火车绝对是跟打仗似的，那时候真是“速度就是座位”，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进站跑去月台，从车厢门冲上去，有的把行李从窗口扔进去“霸位”，甚至连人也是从窗口爬进去的，这个速度恐怕连当今跨栏飞人刘翔也自叹不如。当时，我们都是十多二十岁的人，精力充沛，绝不会吃亏。

正因为人潮如水，还提着行李，还得比速度，因此，有时几个好友相约好同时回去，也经常在进站的时候给走散了。有一年，坐上车后，我与其他好友分散了，在车厢内你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走过道去找到他们的，因为车厢内人满为患，每节车厢都是超员的。于是，当列车从广州开出到达新华的时候，我急忙从车门下到月台往前面跑去找他们，可是，找不到，我连忙赶回我原来所在的车厢，但车门内站满了人，车门是向内开的，我无法进入车厢。这时候列车就要开动了，急得我站在车门外，一手紧握门把，一手拼命敲门，但只有干瞪眼。列车开动了，我无奈地用两手紧紧抓住门两边的手把，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队员爬火车一样了。开头，我的心很紧张，后来，横下心来，也就释然了。等火车到达下一站军田站，我才得以进入车厢回到我的行李处。这恐怕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亮点”了。

在1970年还是1971年春节快到来的时候，就地过革命化春节的倡议又出笼了。当时我也好奇，和几位血气方刚的好友商约试试不回家过年的滋味。我早早地写信回家告诉父母，父母理解我们年轻人不回家过年的好奇心，同意我的选择。

这一年春节，天气很冷，又下着冻雨，用广州话说那是“赶狗都不出门”的天气。实际上，能留在矿里过年的知青没有几个。很“无瘾”，“革命化”春节也不过如此。以后，我决然与“就地过革命化春节”道声“拜拜”了，往后的春节假期成了我必定回家里的选择。

下面，我转载几篇知青对“革命化春节”的感受的体会。

《老年日报》曾登载一位知青写的回忆，很能说明什么叫“革命化春节”的涵义：

1969年春节前夕，我们这些刚刚插队1个多月的苏北知青收拾行李正准备回城过春节，突然，队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集合通知。

老队长神情严肃地向大家传达“上级精神”，为了进一步斗私批修，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年要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接着，老队长又给大家宣布了过“革命化”春节的几条措施：

一、三十晚上，村民在家认真收听关于“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广播；

二、大年初一照常上工，5天年一天也不歇……

另外，老队长还特别提到了有要求知青也不要回城探亲，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四个知青面面相觑，小声嘀咕，说脚长在我们身上，不批假就偷偷回去。散会后，我们正要离开，老队长把我们叫到一旁，悄悄告诉我们不回城过年的知青每人发5元补助。

听说有5元补助，我们的眼睛都一亮，立刻打消了回城过春节的念头。在那个艰苦年代，5元钱足可以换回2个月的口粮呢。

大年初一清晨，在老队长清脆的口哨声和挨家挨户的吆喝下，我们几个知青极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拿着小锹与三三两两聚齐的农民一起去混难得的“轻工分”——挖胡萝卜。

初二，老队长又特意照顾我们去观摩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邻近大队的演出，我们欢呼雀跃，借了两辆破自行车，踏了二十多里路，去享受这难得的娱乐。

初三，在我们的软磨硬缠下，老队长又格外开恩，提早把补助给了我们，但一再关照我们过了5天年才能回城探亲，不要让他为难。我们四个知青互相挤着眼睛，异口同声地叫他放心，可一回到宿舍，我们便急猴猴地打起包裹，然后“单兵突围”，一个个都回城过“残年”了。

2008年2月17日《羊城晚报》登载了知青莫依慈的《“革命化春节”——特别年》的回忆：

上世纪70年代，为怕“甩绳马骝”般的知青回城过年，令广州城增添管理压力，有关部门号召“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一道过革命化的春节”。可是，怎算“革命化”呢？

农民认为，一年捱到尾，“南、番、顺”这些鱼米果齐全的旱涝保收宝地，再不济也要“年晚煎堆人有我有”，杀只家养“大骟鸡”，蒸几底松糕、萝卜糕。米酒叹几杯，买不起米酒的，番薯酒也饮两餐，才算过了年又望来年行好运。至于“革命”“不革命”，懒理！

而知青困在乡下，条气已经不顺，怎么“革命化”呢？如《红楼梦》内的金句：“真真叫别过年了”其实是许多人不便说出口的真实心情。

我那时投亲靠友，亲戚首先严令禁止大年三十及年初一洗头。至于别的，倒挺海涵随和。一些绝对的阿Q式的调皮知青，“真心接受再教育”和“胡混过日子”的，那张嘴早已淡出鸟来。为过年打牙祭，也恪守“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于是跑到邻公社邻队去“作案”。那几天，到处传来鸡鸭猪狗大规模“失踪”、“暴死”的消息。那年头公家的猪难养大，养了一年才60斤重，绰号“豺狼”，偷一只当“狗肉”炆也挺容易得手。农民咬牙切齿地不管正月不能毒口咒人的祖训，民兵也被“阶级斗争新形势”搞得焦头烂额，气急败坏地24小时值班。

农民说：“学校出来的叫‘知青’，街道送来的叫‘支青’；‘知青’只得三成是坏人，但‘支青’却七八成都是‘衰仔’。这‘革命化年’，让鸡鸭猪狗遭了殃，被革了冤枉命，还是把那班‘马骝’放回城过年安乐些罢了。”

有的地方，强制知青一定要留在在当地过所谓“革命化”春节，结果，对人间的冷暖全然不顾，导致一些知青对此十分反感。有一位知青写下了她当年遇到的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永远的心痛

 在75年春节之前，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建议：“春节坚决不回城，留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于是农场各个青年点纷纷响应。

没过多久，不知道是哪位知青，首先收到了“母病重速归”的电报，于是“母病重速归”、“父病重速归”等虚假电报接二连三接踵而至。起初一两份电报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后来这样电报多了，终被领导发现了破绽，于是电报被纷纷扣下。谁家来没来电报，知青们无一知晓。

一天，我满身泥土，满脸疲惫的收工回来，队领导递给我一份电报，看了电文：“母病已好。”我有些奇怪，母亲在春天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我想：也许是母亲的病好了，家里人非常高兴，才用电报这种形式告诉我，也让我高兴高兴。因此什么也没多想，每天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可是这样平静的日子，维持不到一个星期，我又收到了哥哥的来信。哥哥在信中说，母亲已在7天前离开了我们，他是办完母亲丧事后写的这封信。他说，母亲病危时，父亲给我拍了电报，让我速归，看我两天没有回去，以为青年点面临招工回城而不能脱身，又怕我着急，于是就给我拍了“母亲病已好”的假电报。

看了这封信我早已泣不成声，知青们都围过来，看到哥哥的来信后，纷纷气愤的说：“走，找邮局和队部问问去。”邮局的人说：“电报我们早已送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负责人却说：“根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还查什么？事已至此查下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下午队领导批准我回家了。看到妈妈的遗像和她生前的用品依然历历在目，而我却永远、永远、永远看不到生我、养我、含辛茹苦的母亲了。顷刻间悲从心起，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妈啊！是女儿不孝，您生病的时候，没有侍候在病床前，您走了，也没送上这最后一程。家人和邻居们讲，您在临终时，希望看上女儿最后一眼。您养女儿这么大，从没向女儿索取任何回报，只是临终时，想见女儿一面，女儿却无法令您如愿……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革命化概念，曾无情地羞辱过“传统春节”的美丽身体，却始终无法消灭“传统春节”的和谐心灵，因为“过年”，永远是人们自由表达真诚期盼和美好向往的神圣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