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矿山路——笔杆子活(十六）

笔杆子活

当时的宣传工作，可以说是吹喇叭的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又一次变动岗位啦，看来，我早就被“多岗锻炼”啰，可惜，不是培养对象！

矿山从1969年2月在总矿工村召开“英矿第二届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一届四好单位、五好职工代表大会”开始，直到我离开矿山之前，一般在每年1月或2月召开一年一度的先代会。其时，我都被抽调到工村总矿，参加“先代会”秘书组材料准备工作，也是做“吹鼓手” 。

笔杆子活，最早我是跟过军代表“肥佬张”，具体名字忘了。他的军衔是什么，不清楚，当时好像没有军衔，但确实是个干部，因为他的军衣有四个兜。肥佬张，高个子，稍胖，是个典型的文人，听说老爹是老革命，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待人很友善，我没有见过他发过脾气。我多次跟他到过韶关地委出差，还有一次与他一起到乐昌参加地区宣传工作会议。在乐昌，我第一次参观大型国营企业乐昌棉纺厂，看到翻纱车间里棉絮尘太大，纺纱车间好一些，知道了棉纱是怎样纺出来的。会议期间，还到乐昌与湖南交界的一个穷山恶水的小山村，参观学大寨先进典型。这个什么镇、什么村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反正路途遥远，汽车经过坪石镇一路往东北方向走。粤北山区的自然风光迷人，青山绿水，仿佛汽车奔驰在一幅中国山水画中，真有点诗情画意。公路跨越河流时，走过的是公路拱桥，拱桥跨度很大，起码有上百米，远远眺望，仿佛像一道彩虹，拱桥中点的地方非常薄，我真担心用脚大力一踹，就会把拱桥踹成两截了。我真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拱桥技术而感叹！当时的公路都是沙泥路，汽车过后，扬起一团团灰尘。汽车在大山里钻来钻去，经过红工矿务局、梅田矿务局，最后到达一个乱石飞渡的小山村。这里的生态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沿路走一直到村里，山头都是光秃秃的，没有几棵树，只有在小村子前有数量不多的几棵树，当然没鸟语花香了。村口前有一口水塘，据说是村里的用水。我一看，天啊，水塘水的颜色犹如在经济困难时期，老师让我们培养小球藻的颜色一样，能喝吗？围绕小村子的四面高山，到处是石头，不知道在那年被风刮来的。当地人在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中种植耐旱的玉米、我们俗称为“狗爪豆”等植物。当地人介绍情况时讲到一个故事来形象说明这里土地的“矜贵”：说一位老农清早去开荒，边开荒边点数。到太阳下山时准备回家，他清点一天下来开的荒地，数了老半天，只有11块地。他说，不对呀，明明开了12块地的啊，怎么才11块呢？反复数了几次，都只有11块地。他想，可能是自己数错了，就顺手拿起放在一边的草帽，呵呵，草帽下盖着一块漏数的地！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个地方都是石头堆成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这次会议组织我们到这里，主要参观学习这个小山村如何战天斗地学大寨，硬是在石头缝里种出庄稼来的事迹。现在看来，这个地方是不宜居住的，早就该移民啦。

参观农业学大寨典型后，返程回到坪石已经很晚了，我们住在坪石镇里的教师之家旅店。晚上镇的街道冷冷清清，就差点没把“凄凄惨惨戚戚”连上去了。肥佬张纪律性强，本来，第二天我们去爬旅店旁边的金鸡岭就好了。坪石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金鸡岭是个旅游景点。据说，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带兵坚守金鸡岭上，山下清兵团团围困多月。一天忽然从山上扔下一条大鱼来。清兵看到，知道无法围困死金鸡岭，于是就撤兵了。还有一个传说，金鸡岭上有一只大金鸡，坐京广线的火车经过坪石都可以看见。这只金鸡头朝向湖南，屁股向着广东。据说在“文革”的时候，鸡头被湖南人砍断了。原因是说这鸡头朝着湖南，把湖南的稻米吃光，而把鸡蛋全都下到广东了！

肥佬张买了次日回矿山的火车票，我也不敢要求他去登山，结果，这个遗憾一直留在现在，我都没有去过金鸡岭。

矿山每年的先代会的名堂也变化：1973年改为“××年度先进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1976年后改为“学大庆先代会”。我们这个秘书组成员，是各个分矿人员的大杂烩。宣教科科长是高个子刘宝田，他是主管的。组员锦潭矿有我，后来增加了黄汝恒；井冲角矿是黄××，沙口矿是赖玉庭，矿机厂是江和平。总矿宣传科的老秘书林木波，他祖籍是潮汕，但家在上海，我们都叫他“林木皮”，还有另外一名老秘书。宣教科的邓冠之（同为广州知青），还有总矿办公室的一位英德籍的秘书黄兆团。负责打印材料的是办公室 “老猫”（滕矿长的女儿）及一位资历较长的男打字员。还有电影队的付国华，他在钢板上刻得一手很漂亮的宋体字，快报、笔记本里大会纪念字样都是他负责刻的。几乎年年“先代会”的人马都是这班人。直到1974年后，从韶关地区羊城晚报的干校调来一位“高人”——原《羊城晚报》副老总司徒炯昌，来矿山宣传科工作。他戴着一副黑架眼镜，非常健谈，自称是从印刷工人做起的，经他校对的文稿，绝对没有错漏。他夸下海口，当然必须要经得起我们的考验。最后，他赢了。他被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校对先代会材料的打印蜡纸，人尽其才嘛！

搞材料，加班加点熬夜是常事。到夜深人静之时，自然“肚子闹革命”。于是，一伙人敲着饭碗，走进饭堂，请师傅下点面条吃。师傅说，领导没有交待。我们又赖着不走，最后，还是解决了肚子问题。老秘书是个“老油条”，说：“稀里糊涂地到饭堂，稀里糊涂地吃了面条。”

写材料是个苦差事。我当然可以做到扫清“门前雪”，而且，质量还可以得到领导的认可。但有时还得“管他人瓦上霜”呢。为了做好1975年1月26日召开“一九七四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材料准备工作，锦潭分矿在我和黄汝恒、黄建强、梁兆平等人的努力下，送去的稿件早已定稿付印了。可当时沙口分矿选送的几份典型材料不理想，主要是材料不充实。时间离先代会召开没几天，任务繁重，时间紧迫，领导指派我到沙口分矿协助做好材料的组织工作。于是，我在1月20日前往沙口分矿“干活”开座谈会，调查取材，一直呆到23日。偏偏在这几天里，老天爷不停地刮着刺骨的北风，下着如麻的冻雨，气温骤降，真是“重衾脚冷知雪寒”，沙口矿几乎没有一条人可以走的路，我真正亲身领教到“南华（南华寺）的钟，沙口的风”的滋味。晚上在沙口矿招待所里，呼呼刺骨的寒风硬是透过瓦顶以及门窗的隙缝钻进来，似乎室内与室外无异，我对着自个身影，写了《感受》一诗：

飕飕北风似刀刮，

脚踏淤泥去调查。

一脚深来一脚浅，

路上伴我雨哗哗。

归来之时笑“丰收”，

浑身雨水满泥巴。

沙口之行感受深，

未写文章手冻麻。

秘书组的工作，是后台的工作，是偷偷累的活。虽然累，但看到先代会的顺利召开，心里感到无限的欢乐。开会的当天，我也写下自己的感受：

矿山群英聚一堂

——贺矿先代会召开

四届人大春风荡，

矿山群英聚一堂。

文献精神细领会，

字字句句暖心房。

龙腾虎跃学大庆，

心明眼亮有力量。

双手描绘跃进图，

捷报谱写新篇章。

每年先代会结束前最后必定是聚餐，少不了是加菜了。菜谱里有什么菜式我记不住了，但有一款菜，我至今难以忘怀，其味无穷。这就是四川风味的酸辣锅巴汤，这也是年年先代会的保留菜式。那锅巴色泽金黄，香脆可口，汤料里有鲜美猪瘦肉、爽脆鱿鱼，汤味酸辣适中，让人胃口大增。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道菜的，每年我参加先代会，盼的也是最后这个汤菜。据说做这个菜的是职工饭堂的大厨师韩师傅，四川人，个子瘦小，解放前曾在重庆一家饭店当厨师，听说蒋介石也吃过他做的这道锅巴汤，还连竖拇子呢。本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文革”里，居然成了韩师傅的一大罪状——“曽为人民公敌蒋介石做菜！”。其实，民以食为天，蒋介石是人，需要吃饭，当然哪里有好吃的就往那里去，这是人之常情。蒋介石吃过哪个厨师做的菜，就成为哪个人的罪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笔杆子的活，除了每年的先代会写材料以外，更多的是在分矿里。我和黄汝恒主办矿部的黑板报。黑板报是矿工上下班、到饭堂吃饭必经之地，黑板报质量好还是差，令人关注。我为黑板报起了个名，叫《矿工生活》。每期板报，我喜欢用黄色粉笔，用魏碑体字写下“矿工生活”四个字。板报中好人好事栏目最引矿工的瞩目，矿工下班，工作服还散发着汗渍味，满脸黑不溜秋的站在那里看我们出板报。有时候还会说，怎么没有我们工区的？其实那次我们做得最好啊！黑板报的稿源，主要来自各个工区的宣传员，还有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可惜，没有用照相机把我们出板报的工作照拍下来留作纪念。

矿里的广播站，也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广播站一般一天开播三次，早上6点钟一次，6点半一般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天早上，广播员开了扩音机，先用唱机播送音乐等。据说，早些年前有一天清晨，广播员开机后，在唱机上放上唱碟，播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可能是唱针还是唱碟出了毛病，唱针老停在那一点上转动，结果是：“奶奶，您听我说。奶奶，您听我说。奶奶，您……”广播里不停地重复这一句唱词，吓得正在门外漱口的广播员，飞也似的跑回广播站处理。

晚上6点半钟的广播，是全英德硫铁矿的《新闻联播》半小时节目，这是总矿广播站播音员郑健弄出来的，完全是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郑健为了办好这个节目，也是费尽心血。他想尽办法保护好嗓门，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辛辣食物，可谓用心良苦、爱业敬业啊。这个节目真的被他办出名堂来，成为矿宣传部门的一道美味佳肴。每个分矿、矿直属单位的宣传人员，都拼命把自己的稿件送往这个“联播节目”，谁采用率高，自然就会得到领导的表扬。我和黄汝恒也不例外，高度重视往这个栏目送稿件。

在分矿政工股工作，宣传工作我们是非常投入的，而且是有成果的。此外，矿里年度总结啦，会议组织工作啦，应付上级急需的材料啦，等等。有时真的是“动起床板”干通宵，没命的把领导所需的材料弄出来。这都是家常便饭了。1977年5月28日晚上，印主任亲自来到我的宿舍，吩咐必须落实几件事：第一件，把四月份劳动竞赛流动红旗班的照片搞好；第二件，把标兵的照片放得更大些，先进工作者的照片未补齐的赶快补齐；第三件，准备6月2日祝捷大会的会场布置。几样工作都要同时做，我虽有三头六臂，也需要其他人积极配合啊。放大相片可以一个人来完成，但拍照片就需要被拍的人的配合。可有的标兵和或先进工作者，这些“上帝们”总是拖拖拉拉，真难请，经常打乱我们工作安排。令我最伤脑筋的是，我还要负责祝捷大会的全面材料，因为现有的材料事例少，材料显得空洞而言之无物。偏偏这个时候，总矿宣教科刘宝田科长带了一个“新闻报道学习班”的人来锦潭矿开会，5月31日下午还要锦潭矿介绍宣传工作情况。领导又把参加会议和发言的任务交给我，真是“分身无术”啊。从5月29日到6月1日这几天，除了吃饭和冲凉的时间是我的以外，其他时间都不是我的了。最后2天晚上还要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才算完成任务。好在当时我还只算“奔三”之人，精力还算旺盛。这也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除了这些工作外，还得要替领导写学习体会文章，写发言稿，甚至写检查，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我真的十分害怕为这些领导草拟稿件，有时能躲就尽量躲。1975年4月13日下午，机关办公室人员还继续到地里劳动，我却留在家里为主管生产的L副主任写检查，主要是有关4月4日发生工亡事故。

最令我钦佩的是印主任，他是湖南人，部队专业，南下干部。他所有的讲话稿，基本都是亲手动笔的。我认为这才像一个领导的样子。念着别人帮你写的稿子，算什么呢？印主任身体力行成了我的楷模，对我影响深刻，一直影响着我在大学里的工作直到退休。我很鄙夷现实中那些拥有岗位优势而喜爱别人为他执笔的人，尤其是“讲话不精掌声不少，文章不写发表不少”的人。

1977年，为了使矿里宣传形式多样化，我反复向领导请求，要求买一套照相器材。结果，我达到了目的，买了一架珠江牌双镜头照相机、脚架、珠江牌放大机、胶卷、冲洗胶片罐、塑料量杯、用作显影定影的塑料盆等等。然后，我在广播站的隔壁，请木工间了一个暗房，请电工拉好电开关等。暗房技术，我是自学的，买了书边看边做，也慢慢掌握了基本要领。我用照相机拍摄活动照等，还开辟了一个有玻璃的橱窗，把图片放在里面。这个橱窗也设在黑板报的另一端。记得第一次图片问世的时间是1977年5月28日，图片中有用闪关灯拍照的，图片的内容主要是5月23日，分矿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诗歌会。增加了图片宣传，为矿山带来耳目一新的景象，也颇吸引矿工的眼球。

话说回来，多学多辛苦。买下这套家当，多了一样工作，真是自找苦吃的。学照相、冲洗胶卷和相片，为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和能力。后来我高考读大学后，我到信诚商店，买了2块玻璃凸镜，1个镜头，加上把家里圆筒形的铝饭桶（饭篮）等一起，做了个简易的放大机。别看这个土制的放大机，还真管用，放大出来的相片质量还很不错呢。结果，同班的吴先辉和79级的李卫东，经常跑来我家，在我的屋里拉起窗帘，就一起干起晒相片的工作，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