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矿山路——圆梦大学（26）

时间过得真快，到了1977年10月21日，电台和报纸陆续登载了有关今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情况。

对于读大学，是我多年的愿望，能有机会进大学接受高等文化教育，这是有生之年的幸事啊。

今年招生的范围扩大，除了工、农、兵、干部外，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根据政策留城而未分配的知青，以及到农村、农场插社插队的知青。今年高考，文化程度要求一定是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总之，今年的高考政策跟前几年的大不一样。

我十分专心听到了广播中“要注意招收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的一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欣慰。虽然，今年招生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20周岁左右，最大不超过25周岁。这一年我已经28周岁了，看来希望不大了。但令我感动的是，党和国家还是肯定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学生，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这个所谓“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来自于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来自姚文元、张春桥1971年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他们认为，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以，所谓“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是“四人帮”戴在我们头上的帽子，他们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都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这些所谓“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可敢拍着胸膛说，基础知识扎实，不容置疑。我想起了前几年流传的忽视文化知识传授，靠粗糙的手掌就可以读大学的笑话来。

矿里曾想调我到锦潭小学当教师，我不愿意去。因为我看到在“文革”中，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栏”里的惨状，我不愿重蹈“臭老九”的老路。

1968年底复课，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学校。批判所谓教师中心、课本中心、课堂中心，学校经常保持1/4到1/3的学生轮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分校)学农，到部队学军，以社会为课堂，以工人、农民为教师，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劳动代替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学校没有入学考试，没有升留级制度，形成“学不学都升学”。

据《广州志》记载，1969年底，为了“战备疏散”及学生学农，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市区中学到远郊建立学农基地办分校的通知，要求各中学用最快的速度组织落实。市区中学的农村分校就这样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农村分校选择了远离城市、靠山、分散、隐蔽的地方为校址。1971年已创办起来的76所分校，分布在郊区有8所，花县有32所，从化有34所，清远县有2所。广大师生自己动手，建筑校舍，开垦农场。平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忙时（基建大忙、农忙）则全天劳动。学生学习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文化课着重干什么，学什么。农村分校给广州市的教育事业带来严重恶果。学生在分校根本不能做到以学为主，师生长期以劳动代替学习，学习文化知识质量急剧下降。正如《广州志》指出：“‘文革’十年，普通中学教育遭受严重破坏，教育质量空前低下，贻误了一代青年。”

文化知识每况愈下，白字笑话满天飞。我们也相互传说，以此作为饭余之乐。

当时流传极盛的故事有好多，其中一个是讲一位教师上语文课，讲解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的时候，一位学生突然举手提问：“老师，吴刚为什么捧出桂花酒，而不是米酒？”老师一怔，呆了半天，然后没有好声气地说：“米酒要粮票，桂花酒不用粮票！”

有一个中学女学生，在分校里写了一封信寄回给父母亲。信上大意说了这么一件事：“爸爸妈妈：你们好。来分校后，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天晚上，我和老师站岗值夜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值班，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的父母亲一看，吓得魂飞胆丧，赶忙坐长途车到分校找女儿。到分校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是女儿写错别字了，将“胆子”写成“肚子”，是“胆子一天天大起来”，而不是“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有个学生在分校，遇到下雨没有雨伞，就写信回家要雨伞，他却把伞字写成了命字，他给父母的信写道：“有命拿命来，无命拿钱来买命。”父母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大法，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还有一个插队的哥哥给家里的弟弟去信，问及家中父母的情况。弟弟回信说，哥哥，请你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最近上吊了……哥哥吓了一大跳，急忙请假赶回家，才弄清“上吊”原系“上调”的真相。如此笑话不胜枚举。

这些“动人”的故事都是讽刺当时教学质量太差，“文革”已经把教育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如果真的让我当教师，我绝对不会出现上述知识性的错误而误人子弟。

11月4日，我看到当天《广州日报》有关高校招生的通知中有一条政策：“五年工龄以上可带薪。”这对大龄考生来说，无疑是个绝好的好消息。而且，通知中再次强调要“注意招收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这两点，仿佛是给我打了支强心针似的。是该下决心去拼搏的时候了！我专门写了封信告诉慕洁我的打算，当然，她是十分支持我的。

11月9日，我交了5角钱作为报名费。从这一天起到12月12日参加高考，复习只有一个月时间左右，如何复习？是摆在我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非常短，要复习那么多课程，又没有课本，只能向别人借。我看到复习提纲上的教学部分有一些内容是我还没有学过的，如数学部分的“曲线与方程”是我读书时高三的课程。如果我考理工科的话，化学部分的“有机化学’我也没学过。加上把课本丢开了10年多了，要在短时间里复习好几门功课，真不容易！但为了圆梦大学，只好豁出去了。

时间如白马过隙，到了12月4日，分矿领导为了鼓励更多青年工人考上大学，决定从4日开始放假，让报考的青工复习应考。这样，连星期天在内，总共有近7天的时间来复习。分矿组织技术员为考生辅导“数理化”，我只参加过一两次就自己复习了，因为他们讲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12月9日，我坐火车到达工村，在工村复习了一天。12日、13日为高考时间，考场设在横石塘中学。考试那两天，天气非常寒冷，但碧蓝的天空上艳阳高照。考试课室里的桌子太矮，凳子是放床板用的很窄的条凳，坐得我非常辛苦，也不知道那两天考试是怎样熬过来的。

高考的安排是：1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12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每科考2个半小时。

这就是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恢复的首场高考，这场高考，全国共有570万名考生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考场。

从我个人感觉看，除语文外，其他科时间还是充裕的。这次试题其实不算很难，但稍微疏忽，就会“老猫烧须”。拿数学说，7条必做题大部分是初中的非常简单的基础课题目，2条三角函数，一条曲线与方程，我只用了一个多钟头就基本运算完毕。但我的胃口太贪婪了，妄想多拿分，加上过于自信，自以为对这些题目十拿九稳，对做完的试题没有下功夫很好地检查校对，而是对那2条选做题下了很多功夫，结果一点收获也没有。出了考场，才发现最后那道题即点的轨迹应该是个椭圆，而我却弄出一条直线，白丢了15分。搞得我晚上都没睡好觉。

高考完毕，恢复原状。每天继续上班工作。

1978年1月15日和16日，分矿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朱金华副股长通知我参加，负责记录。16日下午，我又被老杨喊去布置会场，晚上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我就不参加会议记录工作了。是日下午，我们在三四点钟时，就把会场布置完毕。当我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我一接电话，听出是总矿教育科刘振祥来电，说高考初选已有结果，锦潭分矿有5个人初选上了，明天到工村集中，18日到英德县人民医院体检。当然有我一份，我内心十分高兴，但我努力掩饰不让流露出来。因为，就算体检过关，还有很多关卡呢。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心想：准考证啊准考证，什么时候变成学生证？

我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

世上许多事都是一波三折的。1978年3月5日，天气阴沉下雨，我的心情与天气无异。因为近日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寄来了，我却名落孙山。

高考完毕，我的内心的确很后悔，因为有两科基本是考了闭卷试。这次广东恢复高考，采用了开卷形式，但我找不到高中课本，比如我手头上借到的地理缺了高中部分（世界地理），没有语文、政治（除十六大文件外）课本。这样一来，就比别人差了一截，要知道，谁也不知道你是在考闭卷试呢。

此外，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填写志愿，没人当“参谋”，从现在来看是没有梯次的问题，一个志愿不录取，其他志愿也会被否决。当时，我心头气盛，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志愿复旦大学，第三志愿中山大学。真有点“癞蛤膜想吃天鹅肉”，填报志愿一点梯次都没有，不满盘皆输才怪呢！如果当时我第一志愿报了华南师范学院的话，是应该有希望的，因同去的知青中有人分数比我低也被华师录取了，可是当时我死活不想去当老师。

这次获得体检资格，即初选入围的，全矿有近40人入围，后来还增补了几人，但收到录取通知书仅有4人。

这一年的3月和4月间，山区的天气都是阴天或雨天。高考的事情柳暗花明、峰回路转，4月3日，我、广州来的另两位知青——陈英才、甘镜滔，填写了走读生志愿表，矿里派我送去英德县教育局。下午，我到石牯塘镇坐上了1点钟班车前往英德县城。办完事后，由于没有班车回矿，我只得在英德县住了一晚。4日早上，我从英德返回工村，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才有小火车进锦潭。这次坐小火车进锦潭，很“邪”。车停靠樟坑站后开出，车速很快，却发生一起事故。樟坑分矿一位青年工人由于爬车，不慎被火车撞倒，火车赶紧刹车停下后，我跑到现场一看，天啊，这位青工从头到身上都是血淋淋，右手已经骨折，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在那里有气无力地呻吟。好在樟坑矿离工村不到3公里，这位青工马上被送到工村医院抢救。

总矿的领导和保卫部门人员来到现场调查分析原因，直到下午3点钟，火车才开动，回到锦潭已经5点了。一下车，就听说有猪肉卖，每人三斤，是保健肉。难得啊，久违啊“保命肉”，我赶紧跑到饭堂，可惜，被别人挑剩的已经没什么好东西了，不过，总算还是有肉吃嘛。

这一段时间好像比平时过得慢些。4月10日下午快5点钟的时候，王伯（矿里的通信员）从石牯塘背回报纸信件等邮件，我早早在他家门口等候着，果然不出所料，有我一封从英德县教育局招生办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要求重填高考志愿，原先3日填的表作废。

这是预料中的事。因为在3日填写的走读生志愿表中，省招生办已经说明，其中有一句：“……待我们在报上公布之后，即把表交给有关考生填写……”。当时的报纸上尚未公布，我们填写志愿时只能参考1977年11月4日报纸公布的《广东高考招生简章》中的学校、部分专业。现在，志愿表重新填写，我们是要依据《南方日报》7日公布的学校、专业来填写的。第二天，我不敢将填写志愿交给王伯去投寄，担心王伯赶不上当天下午1点钟的班车。我宁愿自己辛苦些，就直接跑到石牯塘邮电所投寄，才放下心来。

这次重填志愿，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志愿中山大学，第一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第二专业是历史，第三专业是哲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师范学院，第一专业是中文，第二专业是政治，第三专业是历史。第三志愿是广州教师进修学院中文专科班。

这一段日子真难熬，我总是觉得心神不定，感到百般无聊，心灵深处布满忧郁的愁云。的确，我能否上大学呢？这事情实在令我牵肠挂肚。从元月份体检后，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至今仍不明朗。我感到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安慰赛”：填报志愿——名落孙山——填走读生志愿——“安慰奖”？

已经调到工村任英德硫铁矿党委书记、矿长的印玉龙也曾对我说过，上不了大学不要紧，就到工村总矿办公室工作。这恐怕是给我最后的安慰。

思想的愁云，越聚越多，像铅一样沉重地压住我的脑袋。为了逃脱，我决然申请1978年探亲假回家休息。

回家的路上也是坎坷的。连续几天没有车，行程非常不顺利，似乎也意味着我读书愿望是坎坷不平的。

4月18日下午，好不容易有火车，我想当晚去冬瓜铺坐武昌至广州的慢车。可是，如意算盘又打错了，晚上到达工村后，却再没有车去冬瓜铺。我只得在工村住一晚，19日才启程，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

这次回家，买了2只鸡，5斤白糖，带上10块1.3米长、0.2米宽的木板，够沉重的。但我想起在冬瓜铺运输大队过北江后走去冬瓜铺火车站，还有相当可怕的长距离，我心头不禁一震，有点不寒而栗。

还好，福人自有福相。刚到冬瓜铺码头，多了一位同伴——张泽亨，他也是回广州探亲。我们上了渡船，又发现了司机——黄建荣，他要到对岸仓库拉东西。然而，他知道我俩的情况，慷慨地说送我们到火车站。这样，可怕的5、6公里路程全给免了！

不顺利的时候有时蕴含着顺利之机，这暗示着什么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1978年的探亲假行将结束。16天假期中，给我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最大的安慰是，从5月1日开始到5月4日止，广州各大新华书店每天出售中外文学著作，这是文革后首次重印并大量发行，就像久旱的沙漠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但一摸口袋，捉襟见肘。还好，慕洁在5月2日来到广州，送给我30元去购书，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安慰。我一早起床，骑自行车在上午9点半钟前就跑到秀丽一路（现下九路）新华书店，一看，好几百人在排队。于是，我调转车头，赶去北京路。当时我是从向阳路（现惠福东路）转入北京路，发现购书人流从北京路新华书店一直排到新闻电影院（原永汉电影院）。没法子，我又赶去东山新华书店，那里的人也相当的多。看来今天要想买到书是没戏的了，我只好灰心丧气回到家里。

在家休息片刻，我看见隔壁邻居阿伍（伍翻锚）从沙河买沙河粉回来，我向他打听沙河新华书店有没有书卖？他说有，只有50多人在排队。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骑车赶去沙河。还好，时间才是10点35分，排队的人不算很多。我在队伍后面大约排了1个小时，就买到想买的书了。连续3天，我共买14.88元书籍，其中《悲惨世界》上下册（1.84元），《艰难时世》（0.97元），《子夜》（1.15元），《鲁兵孙漂流记》（0.77元）,《欧也妮•葛朗台》（0.54元），《高老头》（0.73元），《宋词选》（0.73元），《东周列国志》上下册（2.78元），《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2.9元），《古文观止》上下册（1.9元），算一次不小的收获啊。很可惜，《斯巴达克斯》卖完了。5月4日，我离开广州回矿山，我把8元钱交给弟弟，请他帮我继续买书，那是后话。

不知怎么的，今年矿山的5月，是个多雨季节，时而暴雨倾盆，时而阴霾满天。看到工友们陆续接到入学通知书，我的心情，比这个多变的天气更复杂。回到矿山后，我努力摆脱高考的阴影，把精力埋在工作上。5月下旬，我们出黑板报，可是，老天好像偏与我们斗气似的，连续几天断断续续下大雨，弄得我们出一期板报都要停停打打。

22日上午大约10点多钟，小火车已经开离锦潭，往工村方向出发了。我正专心致志写黑板报，朱金华副股长笑眯眯的走了过来，轻声地说：“走读生，到广州教师进修学院。”我一愣，马上说：“算了吧，不要糊弄我了。报纸在12日已登载消息说扩大招生已经结束。”他说：“不骗你，下午有车，你去工村办手续。”我强压心头的兴奋，免于喜形于色，赶紧把手头的活儿干完。

老天不负有心人，入学通知书终于盼到了。此时我的心情，有如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孤舟突然看到了灯塔，跋涉在广漠无垠的沙漠上发现了甘泉……下午，我去工村办手续。

好事多磨。经过几天的办理手续，搬家事宜就绪。但近段时间天气非常恶劣，大雨下个不停。5月28日，锦潭矿的解放牌货车要到冬瓜铺拉煤，先把我送到冬瓜铺坐长沙至广州的慢车。但瓢泼的大雨从27日下半夜便开始下了，我多次被大雨的声音惊醒，明天我能走吗？

走，不走不行了。入学通知书上写道，要在5月20日前报到。而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已经是22日了，真像电影《南征北战》中有一个镜头，说是解放军部队与国民党部队抢占凤凰山头。解放军部队凭着惊人的毅力急行军抢先攻占了凤凰山头，而国民党机械化部队才到山下。军长此时接到上峰的电报，电报上命令该部务必在下午3点前攻上凤凰山，但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气得军长把电报给撕了。何况等我把各项离矿手续办完已经是28日了，不能再耽搁了。我内心非常焦急，已经提早在26日写了一封信去学校，说明情况，先报个到。今天不管雨有多大，我都必须要走。

28日上午，大雨下个不停。好不容易等到汽车开出车库，来送行的罗汉钊、黄润生、黄汝恒、王路带、周木槐等一起冒着大雨架好车篷，然后，冒着大雨帮我搬运行李。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患难与共的矿山朋友。

“人不留人天留人。”我忧愁的心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不安，怎么我那么倒霉呢？在去冬瓜铺的路上，汽车抛锚，维修了2个小时。结果，当汽车好不容易到达冬瓜铺车站时，我误点了，南下的火车已经开走了。没办法，只好先办理好行李的托运手续，然后，坐车去到英德火车站，坐傍晚6时48分的47次快车回广州。

……

再见吧，英德硫铁矿；再见吧，英德。

1978年5月28日，我怀揣着入学通知书，圆梦大学；我怀揣着入学通知书，开始了我人生新的旅程。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

多少年以后，到了2003年2月19日，电影《邓小平》上映，我看了好几次。这个电影，最令我感动、激动和兴奋不已的是2个场面：一个是知青回城，一个是恢复高考。这2个镜头令我永远不能忘怀。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这两件令知青铭刻心扉的事情。